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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探索,自由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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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

在中国,无论是五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还是萌芽于清晚期的民主思潮,都并没有真正开创出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公民的基本权利,在现代社会中本应是常识的概念,对于现今中国人的生活,仍旧陌生而遥远。今天分享的这个文本,是 1998 年蒋培坤起草的。

1998 年 9 月 28 日,由蒋培坤执笔起草的《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以中、英、法等多种文字发表。丁子霖在《纽约时报》记者问及《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与捷克的《七七宪章》有何异同时说:我们在起草过程中详细研究了《七七宪章》的经验,可以说出发点是基本相同的,都是为了争取和维护公民权利,都是一种自由表达活动。 所不同的是,我们的宣言更带有启蒙的性质,因为中国缺乏崇尚自由、民主的传统。

  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

签署者(中国公民)﹕丁子霖、林牧、江棋生(发言人)、蒋培坤(起草人)、魏晓涛

在即将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类战胜了反人类的法西斯主义,战胜了各种形式的专制与奴役,世界自由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东欧及苏联极权制度解体,东西方冷战结束,使得世界上更多的人获得了自由。然而,世纪末的中国,就其根本方面来说,然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家,而且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不自由国家。这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在一个新的世纪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谨以中国普通公民的名义,向你们,向所有中国的知识界人士、工人、农民、军人、学生、个体及私营业者、企业管理人员、党政军各级官员及公务员,以及所有境内外的中国人郑重宣告﹕

21世纪的中国,应该是自由的中国﹔
21世纪的中国人,应该是自由的中国人。

我们提出此项诉求,首先是基于对人的固有权利之确认﹕即确认人人生而自由,这种自由属于每一个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见解、国藉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它身份﹔它既不可剥夺,也不可转让﹔每一个人在行使自由权利时应以尊重并不妨碍他人享有同等权利为限。人的此项权利业已加载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及相关的两个人权公约,即《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包括有关后一个公约的任意议定书),得到了世界进步人类的确认。

我们提出此项诉求,还基于这样一个历史的启示﹕对于每一个意识到自身价值的人类个体来说,自由本身就是目的。这种自由不仅是现代文明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而且是其生命力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及其生活质量的优劣,不仅要以老百姓的生存是否得到保证以及物质的是否丰裕来衡量,而且还要看每一个公民能否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能否按照自己的个性和意愿去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对于任何一个至今仍因循专制传统的国家来说,公民的自由权利必须首先得到确认和保障,否则就不可能跻身于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

我们提出此项诉求,同时还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曾有过各种为官方认可的民主,如传统意义上的即所谓“民主集中制”(实为少数人乃至个人的专制)意义上的民主,如毛泽东一度倡导和鼓励的“文革”式民主,以及经邓小平重新解释和改造过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等等,它们都曾被冠以无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名号。但是,作为人类个体所固有的自由,却事实上始终未被官方所认可,也未被官方允许冠以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名称。然而我们认为,就人的权利而言,自由先于民主,任何排斥自由的所谓民主,都不过是极权专制的代名词。同时我们还认为,现代民主运动的真正目标,在于建立一种能够确保公民个人自由不受侵犯的政治制度﹔如果仅仅把这个运动看作各种政治力量对权力的角逐和重新分配,那就最终不能划清民主与专制的界限。

今天,我们中国人最缺乏因而也是最迫切需要得到保障的正是公民的个人自由。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我们中国人苦苦寻求富国强兵、民族解放之道,为此作出了难以估量的巨大牺牲。其间,一批优秀的中国人为争取个人的自由权利进行了不懈的求索,然而终因缺乏经济的依托和社会的支持而半途而废。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我们中国人驱除了外患,获得了民族的解放。但是,当我们有可能为自身争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时候,我们却又被抛入了国内战争的深重灾难之中,为所谓阶级的解放付出了同样巨大的代价。中国人再一次延误了个人的自由解放。

当1949年内战的一方取得胜利,善良的中国人期待著实现自由理想的时候,他们却又被安置于一种强加的制度和秩序之中。这种制度和秩序敌视一切属于人的东西,包括人的权利和自由。在以后的岁月里,人们为争取自由权利所作的努力统统被扼杀,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为此惨遭迫害甚至死于非命。最后,在中国大地上竟发生了震惊中外的1989年“六四”大屠杀,中国人梦寐以求的自由一夜之间被淹没在血泊中。

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苦苦追求自由权利而不可得,不仅因为多次失去了历史的机遇,而且更因为走入了历史的误区。

在本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及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根本上剥夺了公民最基本的人权之一即财产权。从而,在20世纪的中国,出现了惟有古代社会才存在过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样一种局面,每一个中国人均被置于对一种异己的生存条件的人身依附关系之中,完全失去了实现经济自由以及社会、政治、文化等等自由权利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中国的执政者以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谋得了其权力的“合法性”,进而实现了对所有公共权力的柯断。这种绝对的权力几乎控制了整个社会生活包括精神生活的一切领域。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尤其是基于人性和人道的关系被单一的阶级关系所取代﹔人类社会中一切善良、纯洁、美好的情感遭到无情的扫荡和清洗,而仇恨、残忍、构陷、叛卖、谎言、欺骗等等恶行由于被授予某种阶级的合理性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人们目睹并身受了人类有史以来对人性的一次最不加掩饰的背弃,以及对于人类道德和价值的一次最无所顾忌的践踏。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逃避自由。

这是20世纪整个时代的耻辱,也是20世纪整个人类的耻辱。然而,从整个世界范围来说,人类走向自由的航道毕竟已经开通,一个压制性的、自我封闭的中国已难以阻挡世界文明的冲击,中国人期待走出牢笼、面向世界的愿望越来越变得不可遏止。在最近的20年里,一批又一批勇敢的中国人站立起来为自由而战。整个80年代,对自由和人性的呼唤成为时代的主要标志,一种被专制守旧者贬斥为与西方“和平演变”相呼应的“自由化”思潮?仍?伏,冲决著一切殭化教条和极端专制主义的陈旧事物﹔至80年代末,终于汇成了以首都北京为中心的全国性争自由、争民主的民众示威抗议运动,即89天安门运动。

这场规模空前的运动虽然以流血而告终,但她标志著中国人开始了新的觉醒,意识到必须作出新的选择﹔同时也预示著人类自由的曙光必将照亮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照亮他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89天安门运动显示了人心向背,使得现存制度的合法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面对这种合法性危机,执政当局却并没有痛下决心以顺应民意。今天,他们的一切最基本的政策,一切最重要的举措,依然是为了一个既定的目标,这就是在他们能够控制的一切最主要的领域,继续违逆和压制民意,阻遏公民行使自由权利,以维持其原有的制度和秩序。

中国人是惯于忍耐的。当一种制度和秩序对其权利和自由的侵害尚可忍受的时候,他们宁可选择容忍。他们忍受了“六四”惨案留下的巨大伤痛﹔他们忍受了有恃无恐的腐败官吏勾结社会恶势力对他们的欺压和掠夺﹔他们忍受了执政当局在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对他们的任何一点不满和反抗的打压。然而,中国这9年多来毕竟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随著公民权利意识的苏醒以及为自身权益所作的抗争越来越走向自觉﹔随著民间经济的逐渐壮大、中等以上收入居民人数的不断增加及其社会地位的提升﹔随著知识界、学术界、新闻出版界乃至一些党内人士开始冲破言禁争取到越来越多的言论空间,一个相对独立于现体制的、多元的现代民间社会正在逐步形成,人们对政权的依附性已经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执政当局不思变革而继续推行其压制政策,就会越来越不得人心﹔如果执政当局把人们的容忍视为对其权势的顺从而继续一意孤行,人们的容忍就会达到极限,他们就有充份的理由起来抵制权势者,以解除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枷锁。

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它迫使我们不得不把执政当局至今仍拒绝革除的种种弊政公诸于众──这些弊政过去是今天依然是我们争取自由及公民权利的最主要的障碍。

时至今日,中国普通公民的财产权依然没有得到法律上的确认。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公民谋求自由、平等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和市场竞争的权利﹔同时,也给予了那些凭借权力侵吞国有资产、扰乱市场的蠹虫们以可趁之机。从法律上保障公民的财产权是保证公民获得其它一切自由权利的基础。然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成员中构成多数的无权者不仅得不到其财产的法律保护,而且事实上被剥夺了获取并拥有财产的机会。

时至今日,中国的执政者依然把一个事实上已不能代表全民利益和意志的政治党派强加于全体公民的头上。他们以立法的形式使这个政治党派?驾于政府及所有其它政治党派和团体之上,并使国家的军队成为隶属于这个党派的军队。这种不经公民同意擅自把某一特定党派定为一尊的做法,今天已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如果让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必将越来越同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利益与价值趋向多元化的现实相冲突。

时至今日,中国的执政者依然没有放弃对公民的意识形态统制。他们强制公民与“中央”保持一致,只允许公民接受一种“理论”、一种“主义”,不允许接受为官方所排斥的其它思想或价值体系,尤其是所谓“西方的”价值体系。他们至今仍然把诸如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公共媒体置于某一特定党派宣传部门的控制之下,迫使媒体充当这个党派的喉舌,以行使其箝制公众舆论的职能。他们封锁消息,隐瞒真相,用精心编织的谎言来掩盖现实生活中实际发生和存在的事情,掩盖特定党派和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然而,这种以最陈旧、最殭硬的方式干涉思想自由,限制公民自由地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的做法,已越来越同今天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不兼容。

时至今日,中国的执政者依然没有放松对各级选举的控制。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内定候选人提名、操纵选举程序、对选举人施加压力、限制和取缔竞选等等一系列做法,以保证那些得不到民意支持却能效忠于他们的人当选,从而维持其对国家权力的控制。这种以专横的权力意志代替自由选举的做法,是对公民权利的公然践踏。它不仅完全违背社会的公正原则,而且完全违背优胜劣汰的社会进化法则。

时至今日,中国的现行法律体系事实上依然是执政集团权力意志的体现和维护其权力的工具。由于在今天的立法和司法中仍然是党的权力高于公民的权力,领导人个人的权威高于法律的权威,这就使得普通公民很难通过现行的立法程序有效地保护自身应有的权益,也很少有可能通过这种程序有效地限制政府的权力尤其是权力的滥用﹔至于所谓“司法公正”、所谓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则在多数情况下依然是有其名而无其实。近年来,执政当局一再作出承诺,要实行“依法治国”、要“加强法制”,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行法律体系在国家权力系统中的从属地位。

时至今日,中国的执政者依然没有放弃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等公民自由权利的压制。他们以“危害国家安全”、“阴谋颠覆政府”等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审判依法行使这些权利尤其是言论、结社等自由权利的民间人士﹔他们采取种种极不文明的手段,限制、剥夺这些人士的人身自由,甚至采取法律外的强制措施,对这些人士实行任意羁押、监视居住乃至“劳动教养”。最近十余年来,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农劳动者被迅速地抛向社会的边缘,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受到远甚于其它社会群体的严重侵犯。然而,这些普通劳动者却被剥夺了任何反抗的权利,尤其是自由地组织工会(或农会)的权利﹔当他们被迫行使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起来抗争时,政府当局不是推诿搪塞,虚意应付,就是实行粗暴的压制甚至无情的镇压。长期以来,中国执政当局在压制公民基本自由方面创下的恶劣人权记录,不仅遭到国内人士持续的抗议,而且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但是,执政当局至今仍拒不作出任何实质性的改善。

时至今日,中国的执政者依然没有放弃对宗教和信仰自由的压制。他们查禁、取缔非官方的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罗织种种罪名迫害宗教异议人士﹔威胁、恫吓民间教会的信徒。他们对藏族地区宗教人士、宗教文化的摧残至今仍没有停止。在对待宗教信仰的问题上,中国的执政者无视人们精神需要的多样性,更无视人们精神生活中形而上?求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他们甚至以所谓“唯物论”和“科学”的名义来否定宗教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中国执政者这种对待宗教和信仰自由的蛮横态度,不仅是一种无知,而且是对人类自由心灵的一种仇视。

时至今日,中国的执政者依然没有停止对学术活动、艺术创作的设禁与审查。他们严厉查抄有违官方禁忌的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严格控制非官方学术和艺术团体的活动。他们放任粗陋与平庸,放任恶俗与低下,却以极不信任、极不宽容的态度对待严肃而富有个性的创造。他们胁迫学者、艺术家实行自律,诱使学术界、艺术界人士放弃责任与良知而只关心自己的钱袋。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了民众精神追求的极度萎缩,而且导致了国民素养、民族文化的普遍劣质化。

凡此种种,都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及两个人权公约的原则相抵触。长期以来,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曾以最恳切的词语提请中国执政当局关注公民基本人权和自由受到严重侵犯的种种事实,并吁请当局采取切实步骤予以纠正。然而,人们的每一次呼吁,执政当局不是置若罔闻,就是报之以恶意的侮蔑和报复。

鉴于执政当局对民意的漠视,我们谨向所有中国公民及各界有识之士呼吁﹕在新的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中国需要有一个好的开端。我们呼吁群策群力,以促成这样的开端。我们希望这个过程是和平、有序的。我们期待著公民们的广泛参与。

为此,我们吁请所有的中国公民注意到我们所列举的种种妨碍我们获得自由的事实,并意识到改变目前的状况不仅是政府的职责,而且是每一个公民自身的责任。

今天,中国和世界的种种事态表明,在即将来到的世纪里,无论从可以预期的国内演变来说,还是从可以预期的国际支持来说,都十分有利于中国自由事业的实现。我们不应放过任何一个历史的契机,不应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努力。

为此我们重申,人的自由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固有权利﹔人们为实现此项权利所作的抗争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这种抗争理应得到各个方面的同情,包括来自政府方面的同情。我们呼吁中国的执政者顺应民意,承认公民具有合法抗争的权利,直至放弃对这种抗争的压制。我们愿意看到中国的执政者以理性和明智的态度,来面对进入下一世纪必将提到议事日程的现存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由于几千年源远流长的皇权主义和等级观念的束缚,我们中国人的个体意识以及对于个人权利及自由的信念一向相当淡薄。我们应当承认,这决不是我们民族的优点,而恰恰是我们民族的弱点。这种弱点使得很大一部份中国人至今仍难以摆脱传统的依附性性格和历史的惰性﹔但是,如果不改变这种性格和惰性,中国将仍然在王朝专制的历史回圈中踯躅。为此,我们需要作全民族的检讨,从根本上改变所谓国家和整体利益至上,而把个体的价值消融于整体之中的陈腐观念,以树立起公民的独立人格。中国人应以新的面貌向世人表明,我们同世界上其它民族的人民一样,同样有足够的勇气与智能同自己的过去告别,更有足够的勇气与智能去面向未来。

我们深信,未来的中国将是充满希望的中国﹔未来的中国人将是充满自豪的中国人。
1998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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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

on Dec 31, 2018
tag: 许章润,时评

包括整个官僚集团在内,当下全体国民对于国家发展方向和个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担忧日甚,已然引发全民范围一定程度的恐慌。盖因近年来的立国之道,突破了下列底线原则,倒行逆施,而这曾是“文革”后执政党收拾合法性,并为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为最具正当性的政治路线,也是全体公民和平共处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共识,本不该动摇,千万不能摇撼。

一、四条底线

那么,是哪四项底线原则呢?

第一,维持基本治安,明确国家愿景。结束连年“运动”,中止“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以包括连番“严打”在内的强力整肃,阻止社会失范,维护社会治安,同时尽力实现社会和解,大致提供了一般民众生聚作息的基本秩序条件,是四十年里现有政体的底线合法性,也是历经劫难后的亿万国民拥护“改革开放”的原因所在。虽说从治安到公正,自就业而尊严,公共产品的内涵缺一不可,而且时移世易,诉求必然逐次提升,但在高端产品阙如之际好歹有底线保障,对于历经动乱和苦难的百姓而言,总是好事。毕竟,升斗小民,日常起居的美好愿景不过是安宁生活,期期于温饱小康,而以世道安靖为前提。虽说此种治安格局及其后来发展出来的“维稳”路径,反过来滋生出新的问题,暴露出政治统治正当性不足这一致命病灶,但就其提供基本治安而言,却是成功的,也是合意的。
不宁唯是,三十多年里,尤其是1992年春夏之后,执政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谓“专心致志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坚持二十年不变,则官民互动之下,几个回合下来,一般国民认为不管谁上谁下,他唱罢你登场,反正发展经济、专心国家建设这一条蔚为基本国策不会改变。有此预期兜底,遂仿佛多所安心,接受既有政体安排,你当你的官,我过我的小日子,而合作共谋出此刻这一社会治安格局。换言之,不是这个梦那个梦,而是发展经济社会,专注于国家建设,别搞运动,安宁生计,凡此底线原则,筑就了展示并通达国家道义愿景的起点,也是百姓接受统治的前提。

第二,有限尊重私有产权,容忍国民财富追求。从废除私有制,声言私产为万恶之源,到有限保护私有产权,容忍亿万人民对于财富增长的追求,并且诉诸立宪,所谓“私产入宪”,释放了发家致富的普遍人欲,给予追求美好生活的人性志向以正面政治迎应。在此情形下,不仅国家经济实力空前增长,并以此支撑了科教文卫与国防武备,特别是庞大的党政费用,而且,一般国民亦多获益,生活水准多所提升。此为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法制缘由,同时说明了既有政制合法性之获得全民容忍的经济原因。毕竟,动什么,别动大家的钱袋子,是硬道理。其实,此为一切正常人类社会的通则,近世产权理念与人性观念为此特加张本,“改革开放”以“拨乱反正”皈依普世大道,实为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第三,有限容忍市民生活自由。几十年里,公民社会不见成长,稍有冒头即遭整治,严重阻滞了国民政治心智发育与公民人格养成。政治社会更是不见踪影,导致中华国族的政治成熟捉襟见肘。但是,伦理社会基本恢复,经济社会与市民社会确乎多所发育。市民自由而非公民自由,尤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省份,早成生活事实。所谓市民生活及其市民自由,指的是私性领域的有限生活权利,着重于吃喝拉撒卿卿我我,特别是对于自家生活方式无涉政治的自我支配,至少是发型服饰无需看官家脸色行事。大家搓澡搓脚,旅游宴飨婚外恋,小资麻麻,这世道才有烟火气。较诸毛氏极权政治下千篇一律的铁桶生活,连裤裆都管得死死的,此刻国民暂弃公民身份追求,而满足于市民幸福,回归普通人的日常本色,既无可厚非,更是大家之能容忍刻下政体的原因所在。就此而言,警力以抓嫖为柄,实施定向人身控制,造成普遍不安全感,虽于一案一事得计,可丧失的却是普遍的市民预期,反而得不偿失。至于北京市以整治市容为据,而将好端端便民商铺酒肆一律封拆,彰显的是“光荣政治”对于市民社会的为所欲为,一种权力的美学恶趣。——就是香港、伦敦与巴黎,超大规模国际大都会,不还都容忍并规划街市交易嘛。至于市场经济之下,笑贫不笑娼与娱/愚乐至死,忸怩作态、无德无识无耻却大富大贵,亦为普通众生的市民生存,遵循的是商品逻辑,讲述了一个不得不为了市民常态生聚而付出文明腐朽代价的现代喜剧与后现代闹剧。

第四,实行政治任期制。三十多年里,究其实质,虽说社会多元与政治容忍度明显增长,但整个政治体制未见任何具有实质进步意义的变革,骨子里依旧是那一套陈腐而残忍的敌我斗争与专政理念,外加上“吃江山”的贪婪丑态。但因立宪规定了包括国家主席和国务总理在内的政治任期制,以及“人权入宪”,并经2003年以还的十年任期后实现党内和平禅让,终于兑现了最多连任两届、最长十年这一宪法规定,纸上的宪法规定至此似乎积习而为“宪法惯例”,好像立法与实践均双双尘埃落地,这便总算给予国民以一定政治安全感,也令国际社会觉得中国正在步入现代政治。不妨说,三十多年里嚷嚷政体改革而政体岿然不动,这是唯一看得见摸得着也拿得出手的政治改革成果。在大家看来,不管你如何,不过就是十年的事。诸位,百姓无辜,小民蝼蚁,平时面朝黄土背朝天,分散如沙,为养家糊口而劳生息死,根本无力抵抗任何组织化强权。此刻终于好歹有此“十年任期”,似乎感觉也还算是对于随时可能爆发的政治任性的一招制约,这便随遇而安地打理自家柴米油盐也。

综上所述,总体来看,以治安为导向的社会控制,在提供治安这一基本公共产品层面,依然有效,但发展至“维稳”体制,局部地区甚至是一种准戒严状态,则尾大不掉,靡费非常,说明体制潜力已然用尽,有待升级换代。特别是此次中美贸易战争,将国力的虚弱与制度软肋暴露无遗,更加强化了不安全感。此前高峰申言,“执政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的”,对此危机似乎还有所警醒,而近年来对此严重缺乏敏感,却自信膨胀,类如“扶贫运动”和这波正在进行的“打黑运动”这种准运动式政经操作方式再度登场,令国家愿景的确定性再度打折。另一方面,对于私有产权的有限保护与一般国民发家致富欲望的有限满足,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提升了亿万国民的生活水准,但却终于遭遇所谓“国进民退”与实际生活中屡屡发生的公权力肆意剥夺私有产权恶性案件的证伪,倒逼出“私权神圣”这一国民诉求,而背后的逻辑不过是“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这一公民认知。本来,“分清公私”方能“提供和平”,二者均为古今政治的基本内涵,今日于此必得过关而后安。而最为世诟病并令人胆战心惊的,便是修宪取消政治任期制,等于一笔勾销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巴掌直要把中国打回那个令人恐惧的毛时代,伴随着甚嚣尘上而又可笑之至的领袖个人崇拜,这才引发出下列全面恐慌。

二、八种担忧

在此,总括而言,大家的担忧与恐慌,主要集中在下列八个方面。

第一,产权恐惧。几十年里积攒的财富,不管多少,能否保有?既有的生活方式能否持续?法定的产权关系还能获得立法所宣谕的保障吗?会不会因为得罪了哪位实权人物(包括村委会主任)就企业破产、家破人亡?凡此种种,最近几年间,反倒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缺乏确定性,遂至上上下下恐慌不已。它首先冲击的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已然掘金成功人士,而以大规模富人移民现象作为应对之道。一般中产阶级中下层,温饱有余,但却同样为生老病死进程中随时可能降临的任何意外而担惊受怕,尤其害怕通胀通缩钱不值钱。当然,富人移民的原因复杂,既有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也不乏洗钱赶紧溜的,更有权贵携款逍遥法外的,但普遍缺乏产权安全感则为通例。官商一体权贵的巧取豪夺是“改革开放”的最大赢家,也是富人移民的主体。官方信息披露有限,民间传说嘈嘈切切,加上官媒时不时演奏个“共产党的终极理想就是消灭私有制”之过门,伴随着“打土豪分田地”式民粹叫嚣,更且加剧了此种不安全感。恐慌之际,高峰居然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一份曾令世界不得安生的两位年轻天才的轻狂之作,其予全体国民的负面心理震撼,也只有在此语境下,才能获得真切解释。

第二,再次凸显政治挂帅,抛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基本国策。几年来,意识形态火药味愈来愈浓,以争夺话语权为标识,而实则依仗公权力施行意识形态迫害的阵势,已然导致知识界的普遍恐慌。置此情形下,自我审查,层层加码,导致出版业遭受重挫,舆论界钳口日甚,中国与外部世界勾连之阻力加剧。甚至出现了鼓励小朋友举报告发父母这类官方宣传品,违忤基本伦理,既反传统又违现代,活脱脱一副极权政治嘴脸,令人不得不想起曾经的野蛮“文革”岁月,实在匪夷所思。影响所及,大学教师连连因言获罪,因为担忧党政宣传口子找麻烦与课堂上学生特务告密,而战战兢兢。更为严重的是,地方官僚基于政治担忧普遍不作为,而中国经济的成长实在有赖于地方官员基于政绩观而认真干活的发展观。那边厢,“重庆模式”那帮余孽与高校中曾经的“三种人”联袂一体,今日摇身一变,滚雪球,构成“新极左”,喊打喊杀。

本来,一般国民对于“政治运动”之苦记忆犹新,新生代汲汲于市民生活,已然习惯于常态经济社会与市民生活,对于人为的“政治挂帅”与毫无逻辑的极权泛政治化倾向,了无兴趣,也不关心,硬逼他们,只能徒增反感。实际上,几十年来,上下一心,这个政治体制还能获得国民容忍,就在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心全意谋发展,不再天天运动式“讲政治”,停止或者减少干涉私人生活,更不会上演什么“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这类荒唐闹剧。终究而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需转向以宪政建设为中心,而于政经两面次第推进建设现代国族,为现代中国接生。但就目下而言,最低限度却依然应该是固守前者,再谋他图,岂能背道而驰。

第三,又搞阶级斗争。前几年官媒与官方意识形态主管官员屡提阶级斗争,早已让大家一阵恐慌。这几年的施政方向,令人再度怀疑会否重搞斯大林—毛韶山氏阶级斗争那一套。犹有甚者,随着反腐之第次展开,特别是新建国家监察委及其权力之无限扩大,将全体公教人员悉数划入,连普通医生、护士与教师都“全覆盖”,不仅未能提升大家基于法制的安全感,相反,却不禁令人联想到克格勃式辖制以及残酷的党内斗争的可能性,而再度引发重回过往阶级斗争岁月的阵阵恐慌。因而,对于“斗,斗,斗”这一恐怖政治模式的国民记忆,及其是否重回华夏大地的普遍担忧,使得政治疏离感日增,和合与祥和气氛日减。本来,“私产入宪”与“人权入宪”,伴随着两任到顶这一党内禅让制的施行,有望朝向一个常态国家渐行渐近,意味着不再需要动用“斗”字诀,可这几年的做法却仿佛与此背道而驰,大家自然心惊胆战。

第四,再度关门锁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闹僵,却与朝鲜这类恶政打得火热。中国的经济成长与社会进步,是中国文明的自我进步,循沿的是超逾一个半世纪的文明大转型固有逻辑,也是现代世界体系在中国落地后之发育成长,并非外力所能主导。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却是在重启“改革开放”而与西方世界关系改善之后,以进步主义为导向,以“与世界接轨”为目标,而搭乘上全球化市场经济快车实现的。没有“开放倒逼改革”,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而与朝鲜、委内瑞拉这类失败国家、极权国家打得火热,违背民意,忤逆历史潮流,实在不智。虽说民间调侃,鉴于中国大量官商的子女玉帛均寄存于彼方山水,故而不用担心两国交恶,但明暗之间一闪失,倒霉的是这个据说全民所有的国族,而必然落在每个具体的百姓人头,摇撼的是他们的口粮与衣衫。在此,究其缘由,就在于以政党理性代替国家理性,而以扭曲的国家理性压制公民理性,不思进取,一意孤行,早已落后于时代思潮,所以然哉,有以然哉。

第五,对外援助过量,导致国民勒紧裤腰带。据说中国已成世界最大外援国,动不动“大手笔”划拉几十亿几百亿。此就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而言,不少地方还处在前现代,实在是不自量力。究其根源,扩张性“光荣政治”逻辑作祟,蔚为主因,而公子哥心态与做派亦且难辞其咎。现有的国家财富,包括那三万亿外储在内,是四十年里几代人血汗累积的,更是远自洋务运动以还数代中国人奋斗的善果,怎能随便乱花。长期高速的经济增长终有结束之时,则如此慷慨,类如当年无原则“支援亚非拉”,导致亿万国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甚至于饿殍遍野,在在不能重演。此次中美贸易战爆发后官媒以“共克时艰”号令,傥论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立刻遭遇百姓无情嘲讽,“去你妈的,都哪儿对哪儿呀”,正说明人心所向,早已非当年那般忽悠得了的了。

第六,知识分子政策左转与施行思想改造。虽然早就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但一有风吹草动就拿他们当外人,甚至当敌人,已成国朝政治的最佳晴雨表,也是政制底色的政治表达。教育部一再声言要加强对教师的思想教育,网传必须重点防范海归教师,以及高校中的极少数文革遗左纷纷如打鸡血般跳将出来喊打喊杀等等,都令人担忧所谓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再度降临,特别是伴随着政策左转而再次施行思想改造运动,乃至于不排除更为严重的态势。“妄议”大棒挥舞,人人噤若寒蝉,还有什么言论自由可言。而无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则探索未知、学术精进与思想创发云乎哉。本来,历经这四十年的积累奋斗,再好好干一、两代人,中华文明有望迎来一个思想学术的全盛高峰。但是,假若此种钳口政策再延续下去,甚至日益趋紧,则此种可能性无望变成现实性,中华国族终究只是精神侏儒与文明小国。

第七,陷入重度军备竞赛与爆发战争,包括新冷战。短短十年间,整个东亚其实已然陷入军备竞赛,但所幸爆发战争的概率依旧尚处可控层面。问题是,不能由此打断中国的常规发展,就此摧折了尚未最后水落石出的伟大现代转型。两年来,在“阻止中国陷入全面内战”与“保卫改革开放”两文中,笔者都曾指认中国逐渐于“维稳体制”之上又叠加了“战备体制”,就在于提示其危险性,防范其负面影响。此刻随着内政紧绷与外贸纠纷日甚,经济下滑可能性加剧,则其进程不可控因素增多,防范其不至被迫走向战争状态,不管是热战还是冷战,绝非杞人忧天。坊间舆议提醒中美贸易争端不应再引向意识形态之争,更不要进行政治模式之争,亦为同此忧虑而发,还算靠谱。

第八,改革开放终止与极权政治全面回归。虽说“改革”一词已然多少污名化,毕竟,恶政亦且假尔之名而行之,但在当下中国语境下,置身大转型尚未完成、有待临门一脚的现状,较诸爆炸性革命与极左式的倒退,改革依旧是最为稳妥的路径。改革空转,抑或不进则退,早已非只近几年的事了,实已延绵一届任期。照此趋势以往,“改革开放”会否就此终止,极权回归,亦未可知。此时此刻,全体国民之最大担忧,莫此为甚。说是极权回归,就在于胡温任期,仿佛出现极权向威权过渡趋势,故而称为“后极权时代全能型威权政制”。但这两年反其道而行之,这才引发“极权政治全面回归”的恐慌。中国近代史上,1894年的甲午战争与1937年抗战爆发,两度打断中国的现代进程,致使追求日常政治的努力付诸东流,中国的现代事业因而被迫延宕。今日这一波延绵将近两个世纪的大转型已到收尾时段,有待临门一脚,切切不能再因战祸而中断。倘若中断,下次历史机遇何时再来,恐伊于胡底矣。

三、八项期待

当此之际,针对上述担忧与恐慌,从内政着眼,无涉经贸(包括大幅度减税),也不上纲上线到民主法治层面,仅就下列八项而言,具体而有形,允为时务。

第一,杜绝援外撒钱“大手笔”。非必要的无谓援外大撒把,砸钱,最令一般民众反感寒心。中国尚处发展爬坡时段,无论基础设施还是民生福利,均难题如山,任重道远。且不说养老、就业与教育,但就乡村凋敝而言,就压力山大,而需公权力多所措意。否则,半个中国仍处前现代,等于现代中国只是个半拉子工程,谈何文明复兴。近日中阿论坛期间宣布拨银两百亿美金,设立所谓阿拉伯国家“重建专项计划”,并且“探讨实施总额为10亿元人民币的项目,支持有关国家维稳能力建设”。可我们知道,海湾国家个个富得流油,何需尚有上亿未曾脱贫国民的中国在此充当冤大头,让人不禁感慨有司心肠何在,还把自家国民当人待吗?——纵便此间涉及“战略布局”,但难免搅入既有大国博弈,而导致战线过长,亦嫌稍早。而且,凡此支出,完全无视既有预决算体制,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国库司库宪法职权撇在一旁,在实质性瘫痪既有官僚科层建制化之际,等于向宪制与法制开战。

第二,杜绝主场外交中的铺张浪费。开个平常的会,就使劲折腾,不计成本,劳民伤财,其实既无里子也无面子。此为“光荣政治”,而非“实利政治”,更非“实力政治”,亦非什么“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具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非徒谋虚荣者不为。照此思路,联合国所在地的纽约峨冠博带,岂非天天戒严不可;全球性组织最多的日内瓦和巴黎,衣香鬓影,还不夜夜都要放烟火。就国家自助体而言,概需以实力立世,而旨在谋取实利,同时不废道义心肠。两项既存,三者并立,沾溉国民,荣光不求自来。无此维度,汲汲于光荣政治那一套,当事者出头露面好像挺风光,而不恤民力,做冤大头,实则招人鄙夷,也会激发民愤。连举世嫌弃的隔壁独夫胖墩来,居然大阵仗迎送,那文图俱在、传闻中酒席宴上128万元一瓶的矮嘴茅台,说实在的,一下子令亿万国民离心离德。——还中国梦呢,做梦吧!

第三,取消退休高干的权贵特权。国朝体制,高干生养病死全赖国库,而享受超国民待遇。原有生活待遇、医疗标准与度假休养诸项,耗费巨量民脂民膏,大家耳闻目睹,而至今不敢公布,正说明见不得人。此种体制,承继的是朱姓子民、八旗子弟的奉养传统,既违忤曾经自诩之革命精神,更不符现代公民立国原则。若说什么“封建残余”,此为典型。国民痛恨不已,可毫无办法,遂成制度招恨之一大毒瘤。这边厢普通人民住院难,那边厢高干病房巍哉峨兮,隔离于一般病区,让多少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而每一丝仇恨都可能在某个时刻于心田中成长为惊天雷暴。

第四,取消特供制度。七十多年里,其实早从延安时期就已开始,无论是在国民饥寒交迫的年代里,还是此刻亿万百姓为婴儿奶品、日常食品安全而提心吊胆之际,特供制度供养着这个号称人民政权的高层权贵,提供着一般人做梦都不敢想象的诸种特权,除开几个极权政体之外,举世找不出第二家,可谓豪奢之至,而无耻之尤。社会恒有差等,贤愚贫富实为自然,但那是结果,而非抹煞起点平等的公民理想,更非公然利用国库供养少数权贵。此制一日不除,“第34号”依旧,中国食品安全就一日没有保障,两方同样无任何真正的安全可言。

第五,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有关于此,民间早已呼吁多年,居然毫无动静,说明其间猫腻最大,最见不得人。现有官员升迁程序中对于子女玉帛的说明,只限内部掌握,存见于干部档案,而一般国民无从知晓,遂使一切迷雾重重。而无论人力物力,还是技术手段,早已成熟,正为施行此制,并经由全国联网,用十四亿双眼睛施行有效监督,铺垫好一切基础。反腐而腐败不止,就在于搞成了内部的事,而非基于政治公开原则的法制作业,缺的就是阳光法案这一环。你们若非心虚,那就施行此制,让一切大白于天下吧!你们要是正心诚意,那就加入大多数国家均在其中的《艾格蒙国际反洗钱组织》吧!何必云山雾罩,将亿万国民当二百五。

第六,“个人崇拜”亟需赶紧刹车。改革开放四十年,没想到神州大地再度兴起领袖个人崇拜。党媒造神无以复加,俨然一副前现代极权国家的景象。而领袖像重现神州,高高挂起,仿佛神灵,平添诡异。再者,官员讲话,本为秘书手笔,不过等因奉此,居然汇编刊行,精装亮相,全球免费赠送,徒耗纸张,令人喷饭。此间不仅需要反思为何当事人如此弱智而好名,更需要检讨为何曾经遭遇此种戕害的偌大国家,包括她的芸芸“理论家”“研究者”,居然对此毫无抵抗力,却不乏舔痈吸疽之徒。而亿万人犹如虚无,竟然容忍其大行其道,奈何不了那几个马屁精大员,正说明所谓启蒙是一个未竟事业,需要每一代人在公共事务上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方能如履如临而砥砺前行。而且,它更加说明中国尚未完全进入现代世俗理性的常态国家境界,而有待接续奋斗矣。

第七,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年初修宪,取消政治任期,令世界舆论哗然,让国人胆战心惊,顿生“改革四十年,一觉回从前”的忧虑。此间作业,等于凭空制造一个“超级元首”,无所制衡,令人不禁浮想联翩而顿生恐惧。因此,今明两年的适当时机,如秋季召开人大特别会议或者明年三月全国人大例会,通过再度修宪,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以保卫改革开放、防范重回文革极权政治。《宪法》既立,无论是何种质量的宪法,本不宜改来改去,无奈这是大转型时段过渡政体下的一部临时宪法,只好频繁修订。但愿转型落地之前,这是最后一次修宪。

第八,平反“六四”。今明两年,适值“改开”四十周年、“五四”百年与“六四”三十周年,一连串所谓敏感节点纷沓。而中美贸易战的后果,亦将延时第次显现,增加了所谓的不确定性。在此,既有的“维稳”思路是“以治安对付政治”,叠加上“用政制钳制政治”,而非“以政治迎应政治”这一常态政治之道。当年给“四五”平反,从此每年四月五号不再成为敏感节点,就在于“以政治迎应政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结果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因此,值此迎来“六四”爆发三十周年之际,当局于今明两年适当时刻公开为其平反,不仅表明“以政治迎应政治”的诚意与智慧,而且,从此每年六月四号无需再如临大敌,为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扫清障碍,既裨益于民心舒畅,更有助于收拾政治合法性。

以上诸项,均为现代政治的一般常识,也是刻下国人的普遍诉求。此番“冒着杀头的危险说出人所共知的道理”,就在于举世滔滔,若无此说法,就无此立法,从而吾侪百姓没个活法,其奈也何,呜呼哀哉!

四、过渡时段

两年多来的世界进入政治调整小周期,无需惊恐,远未到分晓时分,更须也唯有稳健推行内政改革,健全国族身心,方能应对过关,维持包括中国在内的这艘世界大船持续扬帆于和平与发展的常态政治航道。冲突与战争是人类这个残忍物种的常态,但是身处历史机遇关头而推延或者避免其发生,则为政治的天命所在,更是对于肉食者政治智慧与德性的大考,而人类恰恰就是政治的动物,政治为世间最高智慧。就刻下情形而言,纵便事态已如今日,也还未能根本偏转“和平与发展”这一大势。而这就是历史机遇,就是所谓的“机遇期”,唯智者方能攫获,而不至于东怼西怼,将一手好牌打成烂牌也。

至于太平洋沿岸东西两大国均不期然间先后步入“老红卫兵执政”状态,是而且不过是一种短暂的过渡现象,实为每临历史危机关头就会出现的那种一再上演的乱象之再现而已。就此岸言,其毫无历史感与现代政治意识,更无基于普世文明自觉的道义担当,昧于时势大道,却又深濡文革政治烙印,虚骄之下,允为干才而用力过猛却用错了方向,致使弄权有术,当官有方,而治国无道,岂止折腾,直是倒行逆施。就彼岸看,实为一群依旧生活在列强时代与冷战政治中的老不死幽灵登台,虽不乏对于当今世界政治图景与文明变局的现实判断,却同样缺乏历史感,短视而贪婪,根本开出了误诊处方,反将早年裙带资本权贵的重商主义国策与基于唯我独尊、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式傲慢偏见与粗鄙蛮横,赤裸裸的讹诈,尽兴抖露无遗,展示了一个文明衰败的疲惫帝国狗急跳墙式的晚期症状。而自大爱国狂适成祸国害人精,所谓爱国贼,中外古今,史不鲜见。同时,它还说明,如同“坏人变老了”一般,人人都是自己早年教育体系的产物,此后无所用心,了无自省,便难以挣脱羁绊。以旧知识应对新事物,却又自信爆棚,遂刚愎自用。其理念,其政策,如托克维尔所言,不过是“发霉的旧货”。

此时此刻,就中文世界的一般舆议心态与脉络来看,基于公民理性的政治自觉已然充沛发育,更不缺昂扬正大的道义立场,但少见基于国家理性意识的文明自觉,特别是未能梳理清楚适用于“国家间政治”的国家理性与适用于“国家政治”的公民理性之二元分际,而混战一团,指东打西,甚至崇拜起彼岸老红卫兵来,将自己降格到铁锈州红脖子们的水准,套用一句名人名言,可谓“土样土尿泡”。同时,也是政体感召不足,导致认同缺失或者疲弱,而使国民身份与公民认同两相悖逆之怪象。毕竟,“大清”与“中华”,虽纠结缠绕,还就真的不是一回事。你们“坐江山”“吃江山”,江山有事了,就让大家“共克时艰”来“保江山”,这不扯淡吗!有舆议感慨,一些人说话办事,仿佛自己不是中国人,而处处倒为对方设计着想,实在是怪而不怪,正为向心力凝聚力这一软实力不足国族常见的景象矣。再者,撇开究竟何为“中国人”等等认知争议,置此情形下,可得申言者,两边各说各话,越是昂扬正大,越可能将话谈死,而无转圜余地。凡此再度说明,国族的政治成熟必以其知识精英的心智作育为先导,而心智作育要在精神自由,众口喧哗却又紧扣人生与人心的普世心思,摒拒任何定于一尊的愚妄与傲慢,要求当局不要再钳口日甚,而把言论自由还给读书人——毕竟,“子产不毁乡校”——从而,在几代人的接续用功磨砺中,涵养保育中华文明思想母机,护卫其功用,强化其势能,这才有望清醒观势,冷静应事,而清明用世矣。

目前来看,当局一再重申绝不会因为贸易战而改变“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也不会动摇在开放交往中发展经济的既有路线,并决心协力捍卫多边体制。与此表态相呼应,并有相应开放措施出台,仿佛尚有定力。其于证明“开放倒逼改革”这一中国式发展路径依赖的同时,却又似乎未见任何实质性内政改革,雷声大雨点小,则不免令人失望,而对其诚意和实效,采取游移观望态度。故而,上述八项,允为时务,先做起来再说。

都说你能干肯干,这八项你只要干一件,我们就欢喜。你要是干三、四件,我们就心服口服。你要是全干了,则普天同庆。

年初高官曾经宣示今年还要陆续放大招,以回应“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此刻时间过半,宁信其有,且翘首以待矣。

最后,顺说一句,陕西省梁家河村四五十户人家,常驻百十来口,居然在上海设立联络处和农副产品展示馆,一望可知非淳朴乡民所能为,毋宁,官商勾结的媚上双簧,于各怀襟抱中各逞其图。还有,最高检开设“12309检察服务中心”,层峰邀约与此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的梁家河村支书共同揭牌,同属太监姿态,希图借此创造勾兑机会,拍马屁不要脸。至于陕西省社科联的招标项目“梁家河大学问”,以及近年来各类所谓社科项目之造神运动与领袖崇拜,反现代,逆潮流,匪夷所思,恬不知耻,丢人现眼,更不论矣!凡此种种,太作了,太过分了,而过犹不及,只会把我们带回那个人人觳觫苟存的酷烈人世也!

话说完了,生死由命,而兴亡在天矣。

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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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在严正学画展开幕式上的讲话

on May 04, 2018 · less than 1 min read
tag: 严正学画展,自由与抗争

我今天很高兴能有机会参加严正学先生的个人画展。严正学先生是一位我很敬重的杰出的艺术家,但他长期受到当局的打压。今天的这个个人画展得以举行,是他坚持斗争的成果,值得高兴,值得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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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批评官员的尺度》摘录

半日偷闲于 Sep 17, 2017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中文版封面)

在kindle上又重温了一遍《批评官员的尺度》,不得不说,kindle太方便了,读书过程中看到好的东西直接批注或标记一下,再导出来,那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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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校园事件最深的感触——生活有双手扼住我的喉咙

on Apr 23, 2018 · 1 min read
tag: 生活感悟,校园事件

李霜氤 发表于2018年4月

这几日,网络上连续曝出了多起发生在校园的不幸事件,在校学生遭到性侵、人格羞辱或精神控制,有的受害者已经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些事件,无不令人痛心疾首。随后又有更多知情者和相似事件的受害者相继站出来,这不能不令人感觉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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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噤若寒蝉——《不能说的夏天》电影影评

张冉的教育法律课堂 2018-04-06

本影评原为作者提交给北京大学本科生公选课《影像中的教育世界》的个人作业

作为台湾著名导演杨德昌弟子王维明的处女作,《不能说的夏天》(原名《寒蝉效应》)讲述了一个以真实事件改编的校园性侵的故事。电影本身格局较大,隐喻颇多,本文将尝试从高校性侵害和性骚扰的视角对该影片进行分析,理解在教师性侵害和性骚扰中学生受害者所面临的心理、法律和伦理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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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捷克摇滚乐队宇宙塑胶人的歌《百分之百》

on Apr 15, 2018 · 2 min read
tag: 他们害怕

1970年因受查禁而转入地下的捷克摇滚乐队宇宙塑胶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的这首歌中写到:他们害怕老人的记忆,他们害怕年少者的天真,他们害怕坟墓和墓上的鲜花,他们害怕……那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怕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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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三)

美国国务院介绍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三(官方版)

这里刊载的是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编写的介绍民主制度基本原则的一个新的短文集。文集共含12篇文章。每篇文章有英文、中文、阿拉伯文、法文、波斯文、葡萄牙文和俄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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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二)

美国国务院介绍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二(官方版)

这里刊载的是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编写的介绍民主制度基本原则的一个新的短文集。文集共含12篇文章。每篇文章有英文、中文、阿拉伯文、法文、波斯文、葡萄牙文和俄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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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

on Apr 05, 2018 · 2 min read
tag: 民主制度,美国国务院

美国国务院介绍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官方版)

这里刊载的是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编写的介绍民主制度基本原则的一个新的短文集。文集共含12篇文章。每篇文章有英文、中文、阿拉伯文、法文、波斯文、葡萄牙文和俄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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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r 2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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