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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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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大蜀民國獨立宣言

on Nov 09, 2018

我們巴蜀利亞人民,作為1912年退出滿洲帝國、1925年退出中華民國的蜀軍政府唯一合法繼承者,秉造物主指引萬國和萬民的自然法則,盡主權者對政治共同體的至高義務,昭告天下:我們巴蜀利亞人民的財產與自由,皆由我大蜀民國照料。

大蜀民國否認自稱中國人的共產國際恐怖組織入侵我國後,對條約、契約和財產所做的任何改變。中國侵略者的殖民統治就是一部欺詐、暴力和恩將仇報的歷史,給我國帶來的只有災難。

中國人解散了我七千萬同胞選舉產生的蜀議會,將我國立法者的辦公場所交給了列寧主義黨國的偽四川省黨部。

中國人罷免了我蜀軍政府和蜀議會合法提名和任命,依法不得參加任何黨派活動的獨立法官,將列寧黨黨部領導的偽法官強加給我國各地各級法院,以便確保列寧黨的意志凌駕於法律之上。

中國人搶走了我七千萬同胞自願選擇使用的蜀幣和各國貴金屬貨幣,只還給不能兌換貴金屬的中國紙幣。

中國人用客軍和流官佔領了我七千萬同胞在辛亥獨立戰爭中光復的神聖領土,強迫我國地主用他們武斷規定的價格安置他們和他們的家屬,強迫我國農民和商人用他們武斷規定的價格給他們和他們的家屬提供消費品。

中國人將我國軍官和軍隊送到中日戰場上白白犧牲,儘管我國和日本並無任何利害衝突。

中國人強徵我三百萬良家子弟,加入他們的黨軍,待之以以違反人道的惡劣條件。

中國人以土地改革的名義,搶劫我國地主的合法財產,並對他們和他們拒絕合作的鄉親,犯下了謀殺、人身傷害、偽證和其他刑事罪。

中國人以鎮壓反革命的名義,殺害了我國各宗教、政黨和社會團體的菁英。

中國人以建設社會主義的名義,搶劫我國企業家的合法財產,並對他們和他們拒絕合作的僱員,犯下了謀殺、人身傷害、偽證和其他刑事罪。

中國人以反對帝國主義的名義,搶劫我國各友邦企業家的合法財產,損害了我國消費者的利益和國際信用。

中國人以建設社會主義的名義,將我國的公私學校交給了列寧黨黨部領導的非法戰鬥人員,用共產恐怖主義的反人類價值觀和偽史毒害我國青少年,迫害拒絕信奉共產主義價值觀的知識分子。

中國人以人民公社的名義,搶劫我國農民的口糧和種子糧,導致佔我國居民人數百分之十四的一千多萬人餓死,造成了二十世紀歷史上最大的人道主義災難。

中國人以建設社會主義的名義,以共產恐怖分子和滿洲企業團隊殖民我國,強制改變我國人口結構,破壞我國社會自發產生菁英的機制。

中國人以建設社會主義的名義,將我國知識菁英和技術菁英遷移到包括內亞各邦的境外,強制改變我國人口結構,破壞我國社會自發產生菁英的機制。

中國人以建設社會主義的名義,破壞我國天然水系和生態環境。

中國人以反對帝國主義的名義,拒絕履行《煙台條約》開放揚子江國際航道的義務。

中國人以中華民族復興的名義,以欺詐和暴力手段利用我國人力物力和地緣形勢,從事反對文明世界和民主價值的顛覆活動。

自古冰炭不能同爐,分裂之家不能共享和平之福。搶劫者和創造者不能同舟共濟,殺人犯的子孫和受害者的子孫不能相互信任。因此,我們巴蜀利亞人民審慎而堅定地宣佈:大蜀民國斷絕我國與共產國際恐怖組織或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關係,以包括但不限於戰爭權力在內的一切必要手段保衛我國的主權和我國人民的財產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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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论金庸

on Nov 01, 2018

编者按:豆瓣发布的这篇文章已经被删除。

金庸出生于海宁大族查氏,明清两代科甲鼎盛。他后来将先辈卷入《明史》案的经历,以《联共(布)党史》塑造正面人物的方式,写进了《鹿鼎记》。光绪十七年(1891),他祖父查文清因袒护哄抢教堂的暴民而罢官。这是吴越士大夫借无产阶级之手,消灭潜在竞争者的典型手段。教唆者藏身幕后,声称一切都是革命群众自发。如果万事大吉,教唆者就会以审判者的身份出现,保障革命小将宋要武和潘汉年的安全,让受害者明白法律(条约)不是挡箭牌。如果风向不利,革命小将就要落到王洪文的下场。教唆者会跟受害者一起深刻反思无产者的愚昧,或者国民性的弱点。后来,国民党用同样的剧本对付日本商人。再后来,共产党用同样的手段对付地主资本家。再再后来,毛泽东用同样的手段对付老干部。金庸的祖父在第一幕射出的子弹,在第三幕击中了金庸的父亲。金庸本人对历史的判决心服口服,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他观众大概会觉得上帝不仅公正,而且颇有幽默感。

查家在失败的痛苦刺激下,抛弃了缺乏战斗力的吴越士大夫文化,投入中华民族的发明当中,但他们仍然不太成功,未能收获大批群众,只能拿自己的子孙做实验品。试验参数的设定,跟明治维新恰好相反。日本民族的发明,以拖后腿的恶邻(黑暗的东亚大陆)为他者,以脱亚入欧为愿景,不需要系统地颠倒歧视链。中华民族的发明,以破门而入的帝国主义(海洋新秩序输出者)为他者,以脱欧返亚为愿景,只能建立在逆转歧视链的基础上。歧视链构成人格的基石,成功的逆转者在日常事务当中作伪证,就像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血战养老院一样,不费吹灰之力。所以金庸后来说:祖父是他最佩服的人,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他从偶像身上学到两个道理:第一是人要多读书,第二是洋人欺侮中国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读书明理和颠倒黑白是同一客体的两种修辞形式,类似革命和叛乱、解放和侵略的关系。无产阶级如果得不到知识分子的鼓励,一般缺乏保障颠倒黑白成功的必要自信心,难以牢固树立枉法最光荣,受害者欺侮了抢劫者的坚定信念。这些逆转技术构成中国人认同的基础和前提,中国人却说这是红卫兵独有的特征。

公立学校和强制教育是中华民族发明的主要基地,以国语教育和国耻教育为核心。金庸虽然出身旧家,却从来没有受过私塾和旧学的教育。查家的政治态度按照民初标准,可谓非常决绝。邹韬奋的《生活》周刊,是金庸幼年的日常读物。邹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著名时评家,共产国际文化统战的要角,受潘汉年的直接领导。龙山小学堂的教育从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的罪恶开始,辅以痛哭流涕的国耻秀,对于完全依靠贸易维持生活水准和特殊地位的吴越子弟而言,相当于荷兰小学生为英军打败路易十四而愤怒,不要说拿破仑了,就是希特勒也做不到。问题在于国语的塑料假花性质无法掩饰,只能胜任公文写作和革命宣传。这两种用途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跟周恩来和邹韬奋的关系一样。生活和休闲的真正语言,仍然只能是诸夏民族语言和粗俗文言文的混合体。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代表了这些克里奥尔文学的伪装形式,在文化沙皇的镰刀下茁壮生长。金庸在反日之余,抗拒不了荒江女侠和红玫瑰的魅力。1980年代的吴越小学生在集体学习《火烧圆明园》之余,也抗拒不了金庸和琼瑶。

金庸在嘉兴中学还没有毕业,缝线未干的弗兰肯斯坦就披挂上阵了。吴越自开港以来积累的财富,在这场战争中一扫而空。吴越中层和上层阶级不得不仓促站队,即使近邻和至亲也不免因此反目。土豪性较强的吴越人大体都留下来跟日本人合作,正如他们的先辈跟满洲人合作。其中包括了联省共和国时期的大部分菁英,以及绝大部分家道殷实的中产阶级。阶级地位相当于胡兰成家族的吴越人和相当于江泽民家族的江淮人,都把投奔国共两党的亲戚子弟称为“误入歧途的年轻人”。今天的伊斯兰教长老对待投奔拉卡的年轻人,也是这个看法。他们预演了越战时期的西贡经济奇迹,鼓励恐怖分子从游击区赶进长江三角洲的吴越同胞,发挥其勤勉、顺从和心灵手巧的特长,使治安区的城市建设和民营企业突飞猛进,跟重庆经济管制当局赏给平价米阶级的“雅舍”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像所有公家征用的廉租房一样,永远得不到修缮。游士性较强的吴越人乘此机会背叛了自己的祖国,以蒋介石的“抗战建国”和“建设新中国”为借口,全面展开针对上江各民族的殖民和侵略。金庸作为进步知识分子的子弟,自然走上了后一条道路。公立学校的学生以准公务员身份,随国府和国军西迁,依靠准公务员的津贴生活,在湖湘尼亚、大不列滇和巴蜀利亚民族面前自称中国人。中国人这个词用在这里,就是殖民主义者的委婉修辞法。他们相信蒋介石虽然不是日本人及其泛亚盟友的对手,自己也不具备古今陆海任何殖民主义者的政治素质和技术优势,但在苏联保护人和国际共产主义统一战线的支持下,仍然足以绑架和吞并幼弱的诸夏各民族。

金庸跟大多数背叛祖国的吴越人一样,乐于为中国帝国主义者慷慨奉献别人的鲜血和自己的墨水,但如果不知趣的领导非要索取他自己的鲜血不可,他也会变成民主派。民主派的意思,就是拒绝承担帝国负担的帝国主义者。学生时代的金庸,阶级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小粉红(小粉蓝)。他们领取盒饭的代价之一,就是要日常发帖(印传单),为中华民族的主要基石历史发明学搬砖。金庸积极参加了731部队在吴越展开细菌战的口述历史和血泪控诉,为联合国军在满洲搞细菌战的发明做好了实验准备。两个剧本的唯一差别,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由李约瑟换成了池田大作。编剧如果能够想到,吴越不是满洲国的辖区,日军在吴越的防疫部队,编号应该是四位数,效果本来会更好,但是毕竟一分价格一分货,如果盒饭发明家都有这样的水平,党史研究室的高级匪谍还能靠什么混饭吃呢?(《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盒饭族虽然卑微,却普遍以为自己属于统治阶级,出钱的义务理应留给巴蜀利亚土豪,流血的义务理应交给巴蜀利亚农民。金庸中学毕业后,为了继续领取党国并不丰厚的津贴,放弃了他本来能够考取的普通大学,选择了国民党培养干部的(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国立政治大学的前身)。年轻人总是经验不足,即使自幼立志投机的年轻人也不例外。蒋介石不负责任地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还要中央政治学院的候补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无异于撕毁了国民党和小粉蓝的不成文契约。“你不参军,他们并不勉强。只是另请高就,滚出学校。”(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第30-31页)年轻的金庸心中,顿时燃起了热爱民主的熊熊烈焰。他突然想起民主主义者不应该向蒋校长(这是蒋介石兼任的众多组长之一)的画像致敬,就在收拾行李以前骂了训导主任一顿,为退学事件赢得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体系。“后来学校就把我开除了,说’你污辱校长’。”(《时代周报》,2009年1月)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独裁的反动政策,就是这样丧失进步青年拥护的!

民主青年的归宿,无非就是进步媒体。金庸失去报效党国的机会以后,一度企图自己办报,以翻译美国报章杂志为主要内容,很快就无人问津了,但他因此积累了新闻翻译的经验。他接下来就投入《东南日本》,主要任务也是翻译改编英语新闻。这时二战已经结束,金庸的查良鉴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做教授。金庸得到他的帮助,到东吴大学插班。1947年夏天,《大公报》招收英语新闻兼职翻译。金庸考中了,由此结识了粉红色媒体的大佬胡政之。这时,国民党的中国梦已经膨胀到苏联保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斯大林感到有必要让蒋介石明白,中国这个白手套的用处,仅限于破坏日本建设泛亚国际体系的野心,绝没有允许中国人取代撤退的日本人,继承满洲蒙古朝鲜势力范围的意思。蒋介石像恩维尔帕夏一样不知进退,被自己发明的意识形态捆住了手脚,下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舞台,只能跟着这个纸糊的布景一起塌下来。随着林彪和科瓦廖夫在满洲的节节胜利,蒋介石在粉红色媒体上的地位一落千丈,从中国各派进步势力的共同领袖,沦为帝国主义的最后一颗大狗牙。蒋介石意识到自己拿苏联及其代理人没办法,但并非不能报复他们在吴越的地下组织。胡政之也意识到蒋介石会想到什么,决定先在香港开一个分店,继续发扬共产国际吃饭砸锅的优良传统,利用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消灭资产阶级。胡政之相信美国的霸权维持不了五十年(梁羽生:《胡政之.赞善里.金庸—〈大公报〉在港复刊轶事》),追随胜利者绝不会错,问金庸想不想去,金庸接受了。他的人生轨迹,由此永远改变。

蒋介石和新中国暴露了假民族及其英雄的真相,像泡沫一样迅速破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虽然盗用了“新中国”的符号资产,以免其他人占用和利用,但并不因此喜欢任何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无论大中国还是大亚细亚、吴越还是湖湘,为了防微杜渐起见,同时也因为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懂得中国人的拥护多么一文不值,坚决而彻底地消灭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所有潜在载体和资产阶级共同体的所有潜在凝结核,包括金庸的父亲。这并没有妨碍金庸敏锐的判断,国民党的倒台重新打开了他的仕途。他首先在《大公报》发表文章《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向白区党毛遂自荐,敦促他们不要让阶级敌人的小姨子带着钱跑了,白白损失贫下中农的胜利果实;然后以这篇文章做推荐信,到北京找乔冠华求官,以为将来的白区工作,少不了他这样的人才,结果却吃了闭门羹,理由是他没有跟反动阶级和国民党学校划清界线。其实照他祖父和任何儒家社会的标准,他这种行为已经够得上“枭獍”,构成皇帝都无权赦免的极少数极恶大罪,在法律和生物学意义上,都已经非但不属于人类,而且为绝大多数比较体面的禽兽所不齿。然而按照共产党的标准,“枭獍”的进步水准还有待于提高。落后并不仅仅是个人和偶发的问题,而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固有的软弱性和资产阶级思想固有的非科学性。你至少要像赵紫阳一样领导工作组,发动革命群众斗死亲爹,或者像牛荫冠一样走在革命群众前面,牵着亲爹的牛鼻子游街示众,才能证明你已经超越了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和主观性,水平高到足以理性客观地分析社会的境界了。

金庸灰溜溜地逃回香港,承认自己的投机技术委实不够高明,鸡肉没有吃到,米已经蚀光了。这样一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把他拉黑了。他除了香港以外,再也没有地方可去。《大公报》的白区党组织决定秘密监控他,把他打发到更加“灰色”的白手套《新晚报》打杂。他不再有专业性较强的英语新闻或国际分析文章可写,只能像临时工一样有什么活干什么活,从影评到舞蹈,从舞蹈到京剧,从京剧到围棋,从围棋到武侠。他父亲枪毙的消息传到香港,他都只敢偷偷哭泣,因为即使在布满欧洲人、南亚人和全世界各种社会团体的香港,他仍然没有任何谋生能力,只能仰仗迫害者的施舍。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社会像水面的油膜一样既薄又脆,却是他唯一的家园。这是他们家族积极投入中华民族发明的自然结果,为人造的大一统牺牲天然的共同体,本来就是要切断野草的草根和男人的命根,由此换得了太监和花瓶的资格,以后无论宫廷或自己成功还是失败,都注定是永远的异乡人。野草和乡民才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太监和花瓶只能依靠投人所好求生。最高明的投机者也少不了菜鸟和学徒的阶段,因为把握分寸的技巧和体会风向的感觉都需要私人经验的积累。毛泽东在三十年代的表现不够毛泽东,金庸在五十年代的表现也不够金庸。

《新晚报》的设计目标是要迎合小市民的趣味,冲淡政治宣传给读者带来的疲劳感和厌倦感。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人金尧如觉得,武侠小说其实挺符合这个目的。新华社从创始到现在,都是情报部门的一部分,只是为了利用资产阶级法律的漏洞,冒充资产阶级新闻企业的同类而已。金尧如在匪谍阶级体系当中的地位,比《大公报》的地下党高得多。唐人的《金陵春梦》和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都是他搞地下活动的产物。金庸作为组织“控制使用”的对象,自然不够资格了解这些内幕。梁羽生有一次交稿延误。金庸就以下等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好脾气,多打了一次杂。结果读者反应甚好,纷纷要求他写下去。他最初只是顺水推舟,走一步看一步,最后发现市场意外地好,足以支撑另起炉灶的需要。武侠小说不是《明报》成功的唯一原因,四小龙经济起飞的搭车效应可能更加重要,但若没有武侠小说的成功做底气,金庸未必能有创业的勇气。四小龙起飞是冷战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饥饿的北方对照物为金庸的创业团体提供了有力的刺激。老板和老板娘对自己刻薄,对员工也吝啬。经济宽裕以后,人性的弱点自然暴露,以致家庭反目,故旧失和。

金庸后来诚实地说,他没有把自己的小说当回事,也并不觉得武侠小说能算文学经典,粉丝的评价只是初恋效应,与其说源于作品本身,不如说源于怀念青春的自然感情。其实文学体例本身不足以构成经典与否的标准,所有的严肃文学体例在其初始阶段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金庸固然没把武侠小说当回事,莎士比亚又何尝把戏剧当回事。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追求者,作品质量不一定高。金庸文学的问题在于过于平面化,女性人物的塑造尤其低能。她们仿佛出自手淫爱好者的白日梦,其想象者已经丧失了跟杂货店老板娘面对面交流的能力,但金庸自己显然不是这种人,所以他大概是为了节省成本,直接套用了《儿女英雄传》或诸如此类旧小说的模版,只要买主没有提出要求,何必增加设计成本。他小说最强的地方,虽然深刻程度远不能跟奥威尔相比,也具备昆德拉批评《1984》的所有弱点,从星宿老仙的歌德派,到洪教主的中央文革小组与红卫兵。他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作家,越到后期越能放开手脚,在韦小宝的时代,终于磨穿了节约使用多年的套路。韦小宝像桑丘一样,一开始就怀疑忠义无双的师父到底跟傻冒有什么区别,到最后却惊讶地发现,尽管现实证明了他原先的猜想,他对师父的爱却比自己想象的更多,足以为此抛弃自己行之有效的市井智慧。

金庸最初标榜《明报》没有政治立场,只想和气生财,但这种态度其实泄露了他没有靠山的秘密,反而更容易变成地下党打击的目标。政治经验丰富的反动派是统战对象,辛苦赚钱的土财主才是斗争对象。他之所以沦为“豺狼镛”,不过是因为说了几句大家都想过太平日子的废话,但太平日子其实需要很大的秩序成本,秩序消费者对此缺乏起码的常识。金庸即使在被迫民主派以后,思想仍然没有超出三四十年代粉红色小清新的水准。例如他曾经表示香港是一个很民主的地方,因为文人都能办得起杂志。美国就只有资本家才付得起成本,文人只能打工。社会主义本来是很好的,只要多一点民主就OK啦。他发财致富,全靠粤语小市民,但他从来都无视这些乡民,眼中只有越南议员和蒋经国。他没有落到父亲的下场,全靠英美冷战当局的坚定立场,但他对英国人毫无感激之意,反而继续背诵国民党关于鸦片战争的历史发明。即使在冷战已经结束,胡政之预言的五十年到期以后,他仍然觉得“胡先生这几句真是真知灼见,富有历史眼光。”他解决统战价值问题的方式,乃是创立《明报月刊》,满足流亡知识分子的预测癖和国师癖。他没有学术能力,但有经营平台的能力,又熟悉阶级兄弟的习惯,所以大获成功。他们出于共同的弱点,永远无法融入东道主的社会,对保护者的价值观缺乏起码的尊重,随时准备恩将仇报,只是因为自身的软弱,不足以构成任何人的威胁,才保证了自身的安全,但为了假装自己非常重要,无比热爱生活在别处的游戏。墙内的社会往往误以为,他们体现的价值观就代表了东道国的价值观。白区党往往误以为,他们对东道国的社会有一定影响力。无论如何,统战价值由此而生。金庸渐渐掌握了这场游戏,由土财主上升为统战对象。

文革结束后,香港地下党的工作方式同步调整。“豺狼镛”时代的老左派,像“三种人”一样损失惨重。他们为组织攻击的对象,现在变成了组织的统战对象。组织把一切责任都赖到他们头上,他们却连背叛的资本都没有。组织诚然出卖了他们,侮辱了他们,但除了组织以外,还有谁会要他们呢?平反爱好者有一句名言:“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遍地飞。”他们不仅是家鸡,而且是断腿的家鸡。金庸作为社会名流,终于混到了可以享受统战红利的一天。他早就想投靠共产党,是共产党不肯要他。现在共产党愿意统战他了,他自然求之不得。他参加《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处处为邓小平说话。香港只是他避难的地方,他从来不是香港的一员。香港的未来和宪法形式,跟他没有关系。他只想借助香港,获得结识各方大人物的机会。安全和利益尽在其中,比辛辛苦苦经营企业强得多了。文人最在意的虚荣心,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除了1990年代以前的气功大师,世界上没有几个人享受的崇拜能超过返乡的金庸。他付出的代价,不过是顺着共产党的口风说话而已。这些话离谱的程度连张五常都难以忍受,但他并不是需要爱惜羽毛的人。默契的投机对象,像肥沃的土地一样难得。他毕生的梦想,到暮年才终于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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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终于有节点了

on Oct 31, 2018

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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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淆杂谈

on Oct 31, 2018

"今天经过别人的点拨发现原来张献忠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笑哭)。河马非马,张献忠自由并不是我所理解的西方意义上的自由的深入版本。"
认为张献忠属于英雄是一种误区,张献忠是中国人的英雄。但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普遍意义上的英雄。
如果说杀支那人越多就是越大的英雄的话,就不可避免的把康米分子划为英雄的行列,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英雄,是大英雄。而这显而易见的是一种误区。
中国共产党是在歧视链中低于支那人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支那人中最糟糕的支那人组成的。中国康米分子是中国人中的中国人。
中国人中的中国人就等于是垃圾中的垃圾的意思。
所以鄙人曾经被张献忠自由中的自由二字误导,然而河马非马,张献忠自由并不是我所理解的西方意义上的自由的深入版本。而是人吃人的自由,60年代初的中国康米分子就很符合张献忠自由的定义。也就是最正统的张献忠自由。
中共本来就是成功执政的张献忠,否定文革就是否定中共的张献忠本色,很多人是忘了共产党的本。所以说做人不能忘本。共产党不能变得不像共产党,两脚羊也不能自以为有人权。中国人现有的自己拥有人权的幻想在一定的时间段就会被打破。到时候他们只会又一次的惊讶中国人失去了人权,而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拥有过。
那么我推崇的张献忠只有身为在野党的时候才是具有我心目中"英雄"的定义,一旦执政张献忠就会迅速堕落成支那人中最垃圾的支那人。
张献忠属于中华文化的特定产物,是毒草中最大的一颗,但很难评价为鲜花。张献忠属于中华意义而非西方意义的英雄。要考虑到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和低劣性。英雄的定义要分场合,杀死蟑螂普遍的而言是一件好事,而杀死宠物猫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附:西方文化对英雄的定义(链接英文)
https://www.inc.com/bill-murphy-jr/5-qualities-of-incredibly-heroic-lead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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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妆后的俄罗斯——刘仲敬论土耳其与俄罗斯

on Aug 09, 2018

土耳其是俄罗斯帝国的天然敌人。但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千疮百孔,出兵国外本来就是因为害怕无形态战争进入北高加索和莫斯科,非常像法国企图守在马其诺防线后面出兵援助芬兰,结果也将是一样的。现在已经退不回去了,无形态战争进入俄罗斯境内……

中东各方木有几个不搞恐怖主义的,只要注意不能卖研究生,…窝是说不能冒犯威尔逊世界就行了。这点分寸,火鸡一直有的。

——阿姨 Nov.25th, 2015

· 生死攸关 ·

  君士坦丁堡(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攻陷,东罗马帝国灭亡)和黑海海峡对俄罗斯和土耳其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俄罗斯这个实验室的产儿,自出生就具有弗兰肯斯泰因(玛丽·雪莱科幻小说中的人造人)的特征:一个晚期文明的复杂政权机器嫁接在草昧社会散漫脆弱的基础上。1472年,大公伊凡三世(1440-1505,莫斯科大公,在他统治期间莫斯科大公国摆脱了金帐汗国统治,吞并了多个罗斯政权,势力快速膨胀)迎娶拜占廷末代皇帝的侄女佐薇·帕拉奥洛高斯(1455-1503)。1547年,伊凡四世(1530-1584,“伊凡雷帝”、 “恐怖的伊凡”、“伊凡大帝”,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沙皇)宣布继承东罗马凯撒(沙皇)的皇位。于是,这位君主由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下属莫斯科大主教的教民一变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君主。1589年,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他自己是土耳其苏丹的臣仆)把莫斯科大主教提升到独立的元老地位,完成了帝国遗产的馈赠。事实上,这意味着把莫斯科公国变成一个政治实验室,罗斯各邦放弃了封建自由的自然进程,把自己的法统建立在罗马——拜占廷的正统性上。

1589年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耶利米亚二世访问俄罗斯时将大主教约伯(Job)提升为「莫斯科及全俄罗斯宗主教」。从此莫斯科与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阿、耶路撒冷并列为五大教区,成为排名第五的东方教会权力核心。图为第一任牧首圣约伯。

  于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成了俄罗斯帝国的起点,俄罗斯的先在使命就是:保护东正教世界免受土耳其人侵凌,进而解放伊斯兰奴役下的基督教各邦,最后收复帝都、重光正统。只有土耳其才是俄罗斯的天然敌人。到维也纳会议时,俄罗斯经过六次战争(17-19世纪,俄罗斯与奥斯曼土耳其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已经占据了比萨拉比亚和南高加索的桥头堡,在俄土关系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一战前夜,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经衰弱到无力保护自身的安全和主权的地步。

  大战的负荷同时压垮了脆弱的俄罗斯与土耳其。土耳其不情愿地实现了国家的解体,在安纳托利亚核心地带本着突厥主义原则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然而,这样纯粹突厥人组成的国家恰恰比较符合欧洲国家标准,比较顺利地加入了国际体系。而俄罗斯,正教专制皇帝和欧洲绝对君主的冠冕同归于尽。支离破碎的俄罗斯社会在布尔什维克的紧身衣下,再度背对欧洲,营造一个平行的世界。

克里姆林宫的双头鹰头徽

· 外强中干 ·

  苏维埃帝国的基础不是马克思偏爱的城市自治公社,而是逆向(对内)超经济剥夺。然后,超经济剥夺支持的国家机器向外圈扩张,如是周而复始。帝国核心大俄罗斯承受最大牺牲,统治各加盟共和国,而后是各卫星国,而后是各友好国家,而后是广大的斗争地区。

  八十年代初的西方媒体倾向于宣扬苏联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至少不会怀疑苏联军事体制的纪律和效率。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黑格(亚历山大·梅格斯·黑格,1924-2010,美军四星上将,美国前国务卿,1974年12月至1979年7月为美国驻欧洲武装部队总司令和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最高司令)真心诚意地相信,苏联在欧洲大陆至少拥有四比一的常规兵力优势。冷战结束后,人们才发现:这种优势并不比国家计委的其他统计数据更可靠。

1987年6月12日里根柏林墙演讲:推倒这堵墙

  在此期间,军队的创作和宣传部门比前线部队更加活跃而成功。他们营造的进攻性形象很少引起怀疑,对加重军队的负担、加速军队的崩溃居功甚伟。领袖如果不那么相信自己的权术,盲目地坚持体制的完整性和神秘性,让所有各方都看不清体制的虚实,坐待油尽灯枯的最后时刻自然来临,至少还能减慢溃败的速度。苏联除了全胜或全败,其实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这种体制有预支和挪用社会资源的强大能力,也因此杜绝了正确自我定位的可能性。

克里姆林宫上方最后的红旗

· 未老先衰 ·

  不可避免,核心的膏血总有耗尽之日,该发生的事情早晚会发生。失去苏联的世界体系对所有人都是一种解脱。唯一的意外是:卸妆后的俄罗斯没有(像她的精英设想的那样)回归欧洲,而是(更加自然地)回归拜占庭——不是查士丁尼的拜占庭,而是小安德洛尼库斯(拜占庭帝国巴列奥略王朝皇帝,此时帝国已经日薄西山)的第二个拜占庭:刚刚逃出拉丁帝国的魔掌,被欧洲遗弃、被异教徒包围。

  俄罗斯丧失的并不仅仅是疆域。苏联的解体没有恢复她的经济活力,东正教的复辟也没有恢复她的社会活力,她的人口仍然急剧老化和衰退。与此同时,高加索和中亚的穆斯林移民不断涌入俄罗斯。穆斯林人口构成俄罗斯人口唯一迅速增长的部分,占据了年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只会有增无已。成熟期文明嘲笑初民的多产,内心却怀有极大的恐惧。受福利国家津贴诱惑而勉强生育的欧洲人面对中东非洲移民都有这样的表现。但处境最为悲惨的莫过于俄罗斯。她曾经野蛮而年轻,羡慕文明却不知道珍惜青春。现在,她还没有像欧洲一样文明,却已经比欧洲更衰老。

欧洲15国穆斯林人口及占比排行

  于是,俄罗斯的外交只剩下仪式性的怀旧和表演。她需要一场安全的格鲁吉亚战争,好让国内的观众幻想彼得或斯托雷平(1862-1911,俄皇尼古拉二世的首相,他的铁腕改革是俄罗斯帝国挽救危局的最后一次努力)的时代。她需要戴高乐式的姿态,戴高乐主义者在西方世界的安全大后方向东方示好、在美国的保护下反美。新俄罗斯就是这样表演“大国独立外交”的。她跋鼓齐鸣的反西方鼓噪掩盖不了对南方的恐惧:在不太远的未来,俄罗斯的老人就会依靠中亚和高加索的劳动力供养,正教徒的大教堂就会依靠异教徒的士兵保卫。

· 抱薪救火 ·

  俄罗斯的根本问题在于无法治愈列宁主义留下的致命伤。苏联留下的中亚各共和国在前共产党人-社会工程学派官僚集团的统治下,没有找到合理的国家建构方式。社会工程学派官僚集团的倒台意味着有效治理的崩溃,各种教派组织和武装团体获得最大的利益。这种情况首先在塔吉克,然后在吉尔吉斯出现。乌兹别克仍然维持了强人统治,然而代价是伊斯兰极端组织挤占了温和派和世俗派的社会空间。该国总统卡里莫夫实行既反美又反俄的奇特政策,酷似齐奥塞斯库生前的罗马尼亚。由于该国的极端组织即使在威权政府打压下仍然比吉尔吉斯的同类组织强大得多,卡里莫夫以后的乌兹别克肯定会沦为暴力活动的主要输出者。哈萨克在纳扎尔巴耶夫的统治下尚称太平,但他的继承权问题同样无法解决。由于哈萨克三大部落的不平衡关系和总统家族软弱的腐败,哈萨克在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将会面临吉尔吉斯化的重大危险。只有人口稀少、油气丰富的土库曼没有明显的危险。苏联解体后二十年,北高加索的俄罗斯人口从当地人口的半数萎缩到接近于零。苏联留下的各国边界几乎没有设防,来自高加索战场和乌兹别克的武装分子可以来去自如。

  普京政府依靠招安穆斯林军阀,打击其他军阀派系的手段维持统治。这些军阀对普京继承人的忠诚,未必会超过杜达耶夫对勃列日涅夫继承人的忠诚(1991年9月6日,即在苏联发生八一九事件不久,苏联空军少将、车臣人杜达耶夫依靠武力推翻了当地的苏维埃政权,随后成为车臣共和国总统)。普京召集俄罗斯境内的伊斯兰教居民,让他们组织自己的团体,以顾问和咨询的方式把他们的代理人纳入俄罗斯的决策体系,在俄罗斯宪法之内构成了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集团。俄罗斯联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退回到十六世纪以前那种状态。它不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东正教和伊斯兰教教团组成的一个米勒特(米勒特本意为“民族”。1453年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占领君士坦丁堡后,承认希腊正教会为“米勒特”,任命真纳狄奥为正教总主教。在总主教领导下,正教徒只要不触犯帝国的行政当局和穆斯林,就享有宗教、文化等方面的自治权)国家。从性质上讲,非常像拜占庭帝国在灭亡以前的情况。

  今天开斋节的莫斯科,比巴格达更像巴格达。或者更正确地说,比君士坦丁堡更像伊斯坦布尔。俄罗斯的穆斯林不同于欧洲的穆斯林,来自俄罗斯的世仇,仅仅因为俄罗斯的武力才屈从俄罗斯,有理由认为俄罗斯的大片领土曾经属于他们——泛突厥主义最初产生于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他们的启蒙和世俗化运动比土耳其更早。距离产生美感,远方的土耳其比身边的压迫者更容易吸引他们的认同。他们鼓吹西起塞浦路斯、东到长城的突厥语各民族都是同胞手足,“两洲之国”土耳其是他们共同的祖国。土耳其本来就是俄罗斯的世仇,现在更应该负起解放中亚突厥人的义务。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卷入针对西方的冲突,肯定会给自己带来最糟糕的未来。普京政府坚持的时间越久,俄罗斯就越有可能在戏剧性的崩溃中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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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y 3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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