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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 否定党政分开是开政治倒车

on Apr 02, 2017 · 2 min read ·
7 comments
最后修改: on Apr 02, 2017
标签:焦点网谈 网事纷呈 党政分工 政治改革 王岐山

三月五日,在两会北京代表团的分组审议会上,王岐山说:「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王为此提供的理论依据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王岐山是现任中共七名政治局常委中口才最好、能力最强的一位,年轻时思想开明,曾是所谓「改革四君子」之一。王掌管中纪委,是习近平反腐败「打老虎」的得力干将,习执政四年所获得的反腐政绩与「崇高威望」(张德江语)一多半与王岐山有关。所以人们相信,王岐山虽然在常委中排名老六,而实权则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某种程度上,当今高层结构是「习王体制」而非「习李体制」。王岐山否定党政分开,应该代表了他与习近平的共同想法,或者说,他这是「代圣上立言」。


与其他几位政治局常委照本宣科、小心翼翼的谨慎「话风」相比,王岐山一向比较另类。他说话直率、随意,有时滔滔不绝、慷慨激昂,有时一语中的、切中要害,且不刻意回避敏感话题。他大概是本届常委里唯一一个公开提到过政改、宪政、司法独立、党政分开的人。不过,他的敏感言论与他未做官、未做大官时的言论大相径庭,毫无锐意改革意识,不仅没有给期盼政改的人们留下一丝希望,反而给人兜头泼下了几大盆凉水。


两年前,也是在两会前后,王岐山会见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王慨叹中共反腐「自己监督自己,难啊」之后,福山发问:「不知中国的宪法能否做到rule of law(法治),并司法独立?」王岐山立刻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是中国的特色。」他并反问福山:「宪法是文件、也不就是人写的吗?」


就在此番对话几个月前,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刚刚通过了洋洋洒洒数万言的《关于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那份《决定》虽然十多次提到「党的领导」,但在不明就里的外国人看来,「贯彻落实宪法」、「依宪治国」近乎宪政,「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近乎法治,而「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则近乎司法独立。如果是其他常委与福山对话,大可以对福山的提问不置可否,而是用四中全会的官话、套话去敷衍搪塞,但王岐山却直截了当地给出了否定答案,且毫无歧义地说明,之所以中国不可能rule of law并司法独立,唯一的症结就在「党的领导」、「中国特色」。听起来,这既像是对「党的领导」的维护,更像是对「党的领导」的挖苦,而这就是王岐山的独特「话风」。去年底,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誓言「向司法独立亮剑」,话已经说到了粗鲁蛮横、攻击性十足的地步,但周强很有底气,这底气来自于「党的领导」的霸气。


关于司法独立,中共的官方用语是「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此处「独立」故意省掉了宾语。独立于谁?显然不是独立于党和党的政法委,似乎也不应独立于人大和「广大人民群众」(人大和「人民群众」依宪法享有监督权),那就只能独立于个人以及所谓「非组织活动」了。而西方式的司法独立,则是司法程序不受任何人(包括最高领袖)、任何组织(包括执政党)、任何机构(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或干预,在这个意义上,王岐山和周强公开否定司法独立,也算勉强说得过去。


然而,虽说都是以「党的领导」作依据,但是,否定司法独立与否定党政分开,性质大不相同。二者的区别在于,司法独立作为一种体现了普世价值的西方体制,在中共的正式决议、红头文件里从未出现过,而党政分开却并非「西方那一套」,而是来自邓小平的原话,亦是中共十三大一致通过的政治报告的正式表述。在「八九风波」、赵紫阳被罢黜之后,邓小平还曾特意强调,赵紫阳代表十三届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迄今为止,除了王岐山,没有任何一份中央文件或政治局决议对作为中共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和已成定论的十三大报告作出过正式的批评与修正。


党政分开最早由邓小平在一九八?年八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邓这篇名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发言,后经政治局会议通过,被确定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邓小平以颇为激烈的语言严厉抨击了中共体制中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实际上,邓也直率地批评了「党的一元化领导」。邓说:「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旗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邓并认为,这些政体弊端属于「封建主义残余」(这一想法来源于邓与李维汉的一次倾心长谈)。为解决这些弊端,邓小平提出四项「必要的改革」:一是向下分权,二是减少兼职,三是党政分开、党不代政,四是培养接班人。


以今日王岐山们的眼光来看,似乎党政分开违反国情、离经叛道,背叛了「党的领导」。而在当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并非激进改革派的主张,它既体现了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政改理念,也符合陈云、李先念、李维汉等党内保守派的意见。这篇讲话稿虽由邓口授,执笔起草人则是中共「左王」邓力群。由此可见,包括党政分开在内的政治改革之势在必行,是八十年代中共高层左中右一致认可的「改革共识」。不料想,三十多年过去,当今中共高层对于政改的见识与魄力,不仅比不上当年的改革派,甚至被当年的保守派「甩出了N条街」(网络用语)。


赵紫阳倒台后,邓小平之所以出面维护十三大报告的权威性,是因为赵所概括的「初级阶段」、「三步走战略」、「党政分开」等内容,的确是对邓小平八十年代全部改革思维的精辟总结。十三大报告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报告专门解释了邓小平的名言「党要管党」–这也是习近平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多次引用的邓语录,却明显背离了邓的原意–意即「抓自身建设」,不要再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比如中纪委,十三大报告认为其不应再越权处理本应由司法机关和政府处理的法律和政纪案件,「应当集中力量管好党纪,协助党委管好党风」。总之,「党要管党」的实质,就是党政分开。


十三大报告还认为,「党政不分实际上降低了党的领导地位,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党政分开才能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因为党政不分使党成为现实矛盾中的当事一方,「党政分开才能使党驾驭矛盾,总揽全局」,「党政不分使党处在直接执行者的地位,党政分开才能使党组织较好地行使监督职能」。这些邓胡赵时代对于党政关系逻辑清晰、说理透彻的论述,显然比王岐山三言两语否定党政分开的武断言论更具理论说服力。


「六四」事件之后,党政分开的试验立即中断,政改言论成为禁区。江泽民、胡锦涛时代,被赵紫阳下令撤销的部委党组、分管政府事务的党内机构又渐次恢复,但他们只做不说,尚不敢走到直接否定「邓小平理论」和十三大报告这一步。如今,王岐山「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摆出了向党政分开「亮剑」的姿态,这表明中共政改已死。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宪政政体奉行党政不分,无疑,王岐山的言论是在开历史和政治的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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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dot | 美国全球撒网抓捕俄罗斯黑客

on Apr 02, 2017 · less than 1 min re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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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修改: on Apr 02, 2017
标签:焦点网谈 网事纷呈 黑客

网络犯罪是没有边界的,但今天美国的执法能力也已经跨越了国界。上个月中旬,美国司法部公开指控两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特工和两名黑客参与了对雅虎的入侵。对遭到通缉的俄罗斯黑客来说,他们暂时没事,但其行动范围将会受到制约。过去几年,美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逮捕令,在世界各地逮捕了多名俄罗斯黑客:一人在跨越芬兰边界时被捕,一人在抵达西班牙机场时被捕,一人在葡萄牙餐厅吃饭时被捕,还有人则是在马尔代夫和泰国的豪华度假村被捕。他们大多数都引渡到了美国受审。网络罪犯并不是人人都无比富有,很多参与黑客攻击的人并没有得到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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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金家王朝的秘密生意

on Apr 02, 2017 · 1 min read 最后修改: on Apr 02, 2017
标签:国际华闻 北朝鲜 朝鲜

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对朝鲜发动了多轮制裁,但是平壤依旧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进口黄金、奢侈品等违禁物资。朝鲜政权为何要冒着巨大风险进口此类物品?



(德国之声中文网)脱北者金光镇从前是朝鲜东北亚银行的一名经理。如今生活在首尔的他,对十多年前从事的秘密生意依然记忆犹新。


每年的2月16日,东北亚银行都要向当时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献上生日大礼:2000万美元。金光镇介绍说,东北亚银行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朝鲜最高领导层获取外汇资金;银行还和一家保险公司合作,并主要通过保险业务获利。这一系列业务的总负责人是张成泽,也就是现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姑父。2013年,张成泽被金正恩处决。


金光镇从来没有同朝鲜的最高领导人见过面。他的工作是每月出具一份报告。2002年,朝鲜当局派遣金光镇及其妻儿常驻新加坡,担任当地的分行行长。他说:”和一般的劳务输出不同,外交官以及高级官方代表可以携家属外驻。”


不过,短短几个月后,朝鲜当局就对金光镇起了疑心。”我的领导通知我说,有关朝鲜领导人的机密信息在新加坡泄露给了美国以及日本的情报机关。”


金光镇至今否认这一指控。那时,他虽然已经对朝鲜的体制有微辞,但从来不敢流露。他清楚地知道当局对他的怀疑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因此他很快决定同妻儿逃往韩国。如今,他供职于韩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所。由于朝鲜方面的威胁,韩国当局还曾一度为他提供不间断人身保护。


据他介绍,供职于东北亚银行时,他与同事们接到指令,第一时间销毁所有资料。而且,即便在银行内部,同事之间互相也不能知道各自的具体工作内容。”我们所从事的保险业务都是绝密信息,没有人有资格知道我们挣了多少钱、这些钱又去了哪里。”


金光镇接着说道了平壤的”39局”。包括东北亚银行的各家机构都将外汇收入交给39局。这一机构直接隶属于最高领袖家庭。”这一做法开始于70年代,由金正日开创。他收集资金的目的是为了收买精英阶层。”


70年代的金正日已经被指定为金日成的接班人。他逐渐地打造了一整套独立于朝鲜经济之外的体系:金融交易、资源出口、军火出口、奢侈品进口。奢侈品就是用来收买下属的忠诚。不过,这种笼络人心的手段有一个明显的缺陷:礼物的分量必须越来越重,否则就会被认作是冒犯。简而言之,在这种模式下,独掌大权的金家需要越来越多的外汇,才能不断收买人心。


早年间,朝鲜方面通过出口导弹赚取了不少外汇。但是,随着国际制裁力度的不断收紧,朝鲜如今出口的军火主要是轻武器,销往非洲、中东等地。制裁禁运物资现在也包含了越来越多的奢侈品,因此,朝鲜领导层送礼的选择也在变小。一些分析人士注意到,近年来,朝鲜电视新闻中经常出现以住房作为奖励的报道。


金正恩上台后,由于年纪较轻、资历较浅,更为迫切地需要赠送贵重的礼物予精英阶层,还需要更多资金来推动其军备计划。同时,外部环境也越发不利,朝鲜因此试图通过地下交易来逃避制裁。就在今年2月,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在朝鲜的非法地下交易中,中国以及马来西亚的中间商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朝鲜的外交人员也利用豁免权向国内运送现金、黄金、珠宝首饰等。


如今定居首尔的金光镇也时常关注相关的消息。他回忆起自己从事这一工作的年代:”我们当时把这种做法叫做’凭空生钱’。”而为这一体系工作的人,也能获得不少好处:”我们住最好的房子,具有最优的待遇。”


金光镇一家离开朝鲜已经有15年。但他还担心留在国内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亲人。他至今不敢去打听国内家人的消息。”不知道他们是否受罚,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被送去劳改营。”


不过,总体而言,金光镇并不后悔当年的逃亡,毕竟他的妻子和儿女还在身边。和那些偷越中国边境的脱北者相比,金光镇的处境已然好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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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数千越战老兵集体扫墓 地方当局严阵以待

on Apr 02, 2017 · 1 min read 最后修改: on Apr 02, 2017
标签:Top Article 国际华闻 老兵上访 越战老兵


中国各地的越战老兵开始集体前往广西,为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们扫墓。(视频截图)


中国各地数千名越战老兵日前在广西凭祥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扫墓活动,哀悼在战争中逝去的战友。而地方当局则严阵以待,有通知显示,有地方政府严防老兵在扫墓后前往北京集体上访。


来自中国各地约8000名越战老兵,日前在广西凭祥进行了扫墓活动。一名福建老兵告诉记者,扫墓于3月25及26日举行,福建省约有数百人到场。


记者:“扫墓是在礼拜天进行的?”

对方:“3月25、26。”

记者:“想问下大概有多少人扫墓?”

对方:“我们福建三五百人。”


从现场视频可见,有老兵为逝去的战友哭得泣不成声,也有一名老兵对着战友墓碑说道:“当年你带领我们冲锋陷阵的时候怎么跟我们说的?祖国不会忘记我们,可现在呢?我们跟随你们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立了功,绶了奖,回了家乡,地方政府怎么对待我们的?我们受到了歧视和冷漠,甚至把我们作为维稳对象。今天我来到这里,我要问你,老首长。现在你死了,还有一个墓碑,可我们怎么办?要是当年我知道是这样的,我死在战场上比现在活着还好受。”


今年是越战38周年纪念,每年清明,各地老兵们都会前往广西扫墓,而地方政府也严阵以待。一份落款为“中共魏都区委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于3月24日的紧急通知,要求对参加人员指定专门稳控和拟定劝返预案,确保区内无人员前去参加相关活动。并且要在3月25日至4月9日期间,对相关人员在位情况进行每日报告。



地方政府紧急通知(维权人士独家提供)


一名老兵向记者表示,大规模的扫墓活动已经结束,但一些小范围的扫墓活动仍然在持续。


记者:“扫墓现在已经扫完了是吧?”

对方:“基本上扫完了,还有些小范围的陆陆续续还在扫。现在都在别的地方,有的在云南、有的在贵州,有的战友见面了,聚一下,这么多年没见了,就各地去了各地,聚一下。”


另一份泉州市委市政府总值班室的“突发事件呈报件”中则显示,当地市公安局指挥中心3月24日23:20报,当晚全国越战老兵在广西凭祥下龙湾大酒店召开会议,会议最后决定:广西扫奠活动结束后,各省战友能进京集访的要尽量去。报告中说,市公安局已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务必按照上级部署要求,积极配合党委政府做好泉州市涉军群体的情报预警、人员疏导稳定工作,加强动态摸排,有情况及时报告。



地方政府严防老兵扫墓后集体上访(维权人士独家提供)


不过,有参加扫墓的老兵则向记者表示,他们并未有计划赴京上访。


记者:“广西有些战友说在扫墓结束以后要去北京集体上访,我想问下有这个情况吗?”

对方:“我们没有这个动作。”

记者:“暂时没有计划要上访?”

对方:”没有。“


另一名老兵也表示,暂时还未决定上访事宜。


(特约记者:扬帆/ 责编: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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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书评|冯崇义:我能用书“杀人”吗?

on Apr 02, 2017 · 14 min read 最后修改: on Apr 02, 2017
标签:公民博客 冯崇义 禁书


编按:有许多书友询问小编24日晚被海关没收的书目,当晚总共有23种26册书被没收。书目如下:


1.《行者思之》张思之/口述,孙国栋/整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3册。


2.《历史笔记1》高华/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3.《历史笔记2》高华/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4.《文革受难者》王友琴/著,开放出版社


5.《中国社会:变革、冲突与抗争》裴宜理 塞尔登/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6.《我是世界最大党:谁在统治及如何统治中国》罗旺·卡立克/著,联经出版


7.《烽火八年》唐德刚/著,远流文化


8.《红星照耀上海城》魏斐德/著,明镜出版社


9.《毛泽东的大饥荒》冯客/著,印刻文化


10.《国家、社会关于与八九北京学运》赵鼎新/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1.《英租界名流在文革的故事》濯非/著,明报出版社


12.《中国权贵的死亡游戏》何频 黄闻光/著,领袖出版社


13.《杀劫:镜头下的西藏文革》唯色/著,大块文化


14.《李锐口述往事》李锐/口述,丁东 李南央/整理,大山文化


15.《西藏现代史1951-1955: 暴风雨之前的平静》梅·戈尔斯坦/著,香港大学出版社


16.《毛泽东专政始末》唐德刚/著,远流文化


17.《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杜斌/著,明报出版社


18.《走近林昭》许觉民/编,明报出版社


19.《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王珂/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吴伟/著,新世纪出版社,2册。


21.《中国革命简史:从孙文到毛泽东》唐德刚/著,远流文化


22.《国民党员毛泽东》李戡/著,明报出版社


23.《一位藏族革命家》梅·戈尔斯坦/著,香港大学出版社


小编搜寻了一下历史记录。找到几篇旧闻,分享给诸位书友。小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


冯崇义:我能用书“杀人”吗?


杨潇/文


2009年6月5日,48岁的冯崇义即将走出广州天河火车站海关的通关通道。他从香港回来,箱子里装着二十几本在那里买的书,人都已经到了通道尽头,突然被叫住了。


对内地客来说,这一刻都总是令人忐忑的,过来人在网上传授经验,教大家如何才能被海关忽略:不论带什么书,过关时不要显得慌慌张张,放轻松点,随人流往前走,不要东张西望,也不要趁人多不把行李放到检查机上,这是最愚蠢的行为,反而容易吸引海关的注意……


冯崇义并没有想这么多,在香港时,他已经把一些最“敏感”的书籍打包邮走,剩下这二十多本,是他看来比较“安全”的——即便被查也不担心,海外的朋友告诉他说,最多扣在海关,等出关时再取。冯是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兼职教授,持中国护照的澳大利亚华侨。


从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一位年轻的海关执勤者要求开箱检查,然后扣留了其中的11本书。冯崇义和随行的朋友据理力争:这些书是对他的专业研究工作非常重要的学术著作及研究资料,而且是合法出版社出版的合法出版物,海关无权没收合法的私人财产。执勤者解释,这些书“违禁”。


“可是,是谁定的‘禁’?‘禁’在哪里?这些‘禁’是否合法?我根本无从知道这些‘禁’,‘违禁’又从何说起?”


小伙子显然很不耐烦,“哪些书该禁,由‘有关部门’决定,海关内部掌握……你别给我加码,你再闹把你也扣了!”


“他这就是惯常的威胁手段,多数人被他这么一吓,就害怕了。”冯崇义告诉本刊记者。他们不走,坚持要个说法。


一位看起来高一级的官员支走了小伙子,把他们单独带到一个屋子里。书被分成两类,两本属“明显违禁”,要当场收缴,而其余9本则还需进一步审查——而在车关缉字[2009]8号《收缴清单》上,当场收缴的其实有3本,《非暴力抗争与宪政改革》一书临时被划掉了,“你这就可以看出,他们是非常随意的。”冯崇义说。


这是一个长达两个小时的交涉,对方不断地请示上级,冯则“签了八九个东西”,还要按手印,“这在海外,都是先要自己律师看过的,不然你怎么知道自己的权利在哪里?”


“这一系列步骤,威慑力量很大。”冯认为,按手印尤其容易勾起中国人心底的某种恐惧。


冯一度试图跟他们沟通,是否可以先由海关代为保管这些书籍,等自己下次出关时再取,但遭到拒绝。“我那些不拿中国护照的海外朋友都可以的啊!”冯说,这种“歧视感”让他最终决定和天河海关对簿公堂,“我走了世界那么多国家,包括古巴,都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他说,其实这是他第一次打官司。


内部规定


7月21日,冯崇义委托广州律师唐荆陵,作为他在广州天河火车站海关不服收缴书籍行政诉讼一案的代理人。第二天,他们再到天河海关交涉,23日,对方退还了9本书中的4本,但是还是收缴了其余5本,并提供了车关缉字[2009]13号《收缴清单》——《非暴力抗争与宪政改革》还是没逃脱被没收的命运。


8月26日,唐荆陵受托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诉状中,唐写道,海关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和法律认定,更没有出示任何公开的法律法规或规章作为依据,仅仅根据所谓“内部掌握”收缴了原告自用的书籍,上述行政行为损害了原告的财产权。


《收缴清单》所引用的法律条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国务院发布)第62条第一款第二项。相关文字是这样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货物、物品、违法所得、运输工具、特制设备由海关予以收缴。……(二)散发性邮寄国家禁止、限制进出境的物品进出境或者携带数量零星的国家禁止进出境的物品进出境,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


那么,对于书籍这样的印刷品,由什么来界定“国家禁止、限制进出境”呢?海关方面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监管办法》。


“办法”由海关总署发布,2007年6月1日起施行。在此之前,海关总署还分别于1988年和1991年发布过类似规定,也即“办法”的前身。


检视“禁止入境”的印刷品,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变化:在1988年,“具体描写性行为或色情淫秽内容的”、“宣扬星占、卜卦、风水、相命等迷信内容的”图书都属于禁止入境之列,到了1991年,后者消失了,而在2007年,前者也消失了,代之以“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在1988年和1991年,“其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有害的”图书也都统统禁止入境,而到了1997年,这一笼统模糊的表述也没有了。


唐荆陵承认它“越来越有法律的样子”,但认为这个“办法”属海关部门的自行扩权,“你的上位法《海关法》没有授权你来审查言论呀!”并且,扣书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并未查明和告知原告上述物品违反了何种禁止性或者限制性法律法规,换句话说,冯崇义被扣的那些书,到底是“危害……”呢,还是“攻击……”,抑或是“宣扬……”呢,海关给不出一个答案,这违背了行政执法“行为有据”的基本原则,应予判决撤销。


再者,公众并不知道是否存在一个禁止入境的书目,而《行政处罚法》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因此,在唐看来,“秘密的未经向公众公布和表明适用于公众的所谓内部规定(或者‘内部掌握’),不应该用来作为所谓执法依据。”


8月28日,唐荆陵接到了广州市中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经审查,起诉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本院决定立案审理。”同时预交案件受理费:50元。


这书可以当作砖头去“杀人”吗?


10月14日上午,此案开庭。天河海关有20多位当日休息的官员前来旁听,冯崇义和唐荆陵在庭上侃侃而谈。冯崇义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说起,一直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他还想接着说联合国两条重要的人权公约,被法官打断,“他说我扯远了。”


双方辩论集中在3个焦点上:海关扣书是否符合行政执法程序?“办法”以及所谓“内部掌握”的名单是否涉嫌自行扩权、违背上位法?扣书行为本身是否侵犯了学术自由?在天河火车站海关的答辩状上,他们认为自己所扣的7本书,“均明显含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禁止性内容”,有查验记录、海关代保管物品凭单、收缴清单、个人陈述、原告中国护照复印件、广九直通车票复印件、被收缴书籍等证据为证,而对原告做出强制性具体行政行为也“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


对于“审查言论”的问题,海关方面认为自己“不是在做言论审查,而是在做物品审查”,冯反问他们:“你认为我可以把这本书当作砖头去‘杀人’吗?你不做内容审查,你怎么知道我这本书会不会‘害人’?”


庭审持续了不到两个小时,法官没有发表任何看法,也未宣布下次开庭的时间。冯崇义说,和海关打了这3次交道,“大多数海关官员态度蛮好的”,走的时候,他还跟他们开玩笑,“我这个案子要是赢了,以后可以减少你们多少工作量啊!”——在最热闹的罗湖口岸,日平均过境人数为24万。


官员们听了都笑笑,不说话。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10月23日



附录:冯崇义诉广州海关扣书案行政起诉状


原告:冯崇义,男。1961年1月5日出生,身份证号120*。住天津市南开区


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天河车站海关。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东站1号,邮政编码:510610。电话:020-38772040。负责人:李娜,关长。


诉讼请求:


1、判决撤消广州天河车站海关以车关缉字[2009]8号《收缴清单》收缴原告个人书籍《解构与建设》、《中国改革的末路》和以车关缉字[2009]13号《收缴清单》收缴原告个人书籍《毛泽东皇权专制主义批判—剖析“秦家店”》、《非暴力抗争与宪政改革—论中国民主化之路》、《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的收缴决定。


2、判令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


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


原告是持中国护照的澳大利亚华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现为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兼职教授。


2009年6月5日,原告从香港乘火车回广州,因学术研究需要在香港购买的二十余本有关中国历史和中国问题的学术著作及研究资料随身携带。原告在广州天河车站海关通关时,被告海关值勤人员扣留了其中的《解构与建设》、《中国改革的末路》、《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烛尽梦犹虚—胡耀邦助手林牧回忆录》、《党内觉醒者—李昌在中国改革年代》(上、下)、《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毛泽东皇权专制主义批判—剖析“秦家店”》、《非暴力抗争与宪政改革—论中国民主化之路》等十一本书。原告奋力交涉,详细解释这些书是对他的专业研究工作非常重要的学术著作及研究资料,而且是合法出版社出版的合法出版物,没收合法的私人财产是很严重的事情,海关无权这样做。海关值勤人员给出的理由是“违禁”。原告质问谁定的“禁”?“禁”在哪里?这些“禁”是否合法?公民根本无从知道这些“禁”,“违禁”从何说起?海关值勤人员说,哪些书该禁,由“有关部门”决定,海关内部掌握。经过大约两个钟头的交涉,海关值勤人员将这十一本书分为两类,其中的《解构与建设》和《中国改革的末路》两本以车关缉字[2009]8号《收缴清单》当场收缴,其余九本以《海关代保管物品凭单》扣留审查。


2009年7月22日,原告再到广州天河车站海关交涉,海关值勤人员2009年7月23日退还了《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烛尽梦犹虚——胡耀邦助手林牧回忆录》、《党内觉醒者——李昌在中国改革年代》(上、下)四本书,收缴其余的五本,并在收回《海关代保管物品凭单》后向原告提供了车关缉字[2009]13号《收缴清单》。


在上述过程中,原告的私人物品受到收缴和扣留,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和法律认定,更没有出示任何公开的法律法规或规章作为依据,仅仅根据所谓“内部掌握”收缴了原告自用的书籍,上述行政行为损害了原告的财产权。


被告出具车关缉字[2009]8号《收缴清单》,决定收缴原告的个人书籍《解构与建设》、《中国改革的末路》各一本;出具车关缉字[2009]13号《收缴清单》,决定收缴原告的个人书籍《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毛泽东皇权专制主义批判—剖析“秦家店”》、《非暴力抗争与宪政改革—论中国民主化之路》各一本。上述收缴清单所引用的法律条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62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货物、物品、违法所得、运输工具、特制设备由海关予以收缴:(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携带、邮寄国家禁止进出境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该具体行政行为并未查明和告知原告上述物品违反了何种禁止性或者限制性法律法规。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因此,被告所作的《收缴清单》缺乏对禁止进境事实认定的依据,其做法违背了行政执法“行为有据”的基本原则,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2目规定应予判决撤销的情形。


另依据《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执法行为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执行公开之法。秘密的未经向公众公布和表明适用于公众的所谓内部规定,不应该用来作为所谓执法依据。国家在海关管理上,的确拥有在有限的场合决定限制或者禁止物品进出境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并不是可以听凭一些人的意志而被随意使用,那样的使用只是权力的滥用,就丧失了所有的正当性。在当前我国的法律框架下,并不支持这种滥用。在本案中,被告这种以一小撮人的“秘室决定”代替国家法律的做法完全背离了法治原则。


退一步讲,即使海关可以正当地拥有审查自用书籍进出境的权力,该权力也应该是以事先公布的禁止进出境书籍清单的方式来行使,而不是在临时进行随机性的审查。


其次,该收缴清单所引述的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第二十六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但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有违法行为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原告显然不属于未成年人,从上述被引用适用的法律推断,被告是在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将原告认定为精神病人,上述做法极大伤害了原告的自尊和荣誉,被告应该向原告赔礼道歉。


原告是一名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学家和历史学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中国现代史博士,长期从事现代中国史及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变迁的研究,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著作十多部、学术论文六十多篇。原告所购买和携带的上述书籍,是严肃性学术著作和资料,并且是原告所在学术研究范围内必须参考的书籍,被告收缴上述书籍不单侵害了原告的个人权益,还损害了学术的自由交流,明显有背于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向,请求法院依法保护原告的合法权利,并判如所请。


此致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冯崇义


代理人:唐荆陵


2009/8/26


————


海关扣“禁书”,依据在哪里?


杨整/文


一位学者购自香港的多本学术著作,在进入广州时,被海关认定是违禁印刷品。当这位学者要求海关公示禁书目录及具体依据时,海关称这是保密的。


没有公开的内部文件,能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这位学者和海关打上了一场官司。


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从海外购买的某些书籍,在进入中国海关时,却因涉嫌违禁印刷品被查扣。大多数人选择了接受,但知名学者冯崇义选择了打官司。


这位学者持中国护照,现为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南开大学兼职教授。


禁书目录是保密的


6月5日上午,学者冯崇义在从香港进入广州天河车站海关的例行检查时,被海关工 作人员查扣书籍。被查扣的是11本购自香港的学术著作,包括《解构与建设》、《烛尽梦犹虚——胡耀邦助手林牧回忆录》、《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等。海关 的查验记录称所扣留的书籍涉嫌违禁印刷品。


冯崇义向海关工作人员解释,这些书均是香港正规出版社的合法出版物,这些书大多是由中国国内学者撰写或编著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著作,只是因为各种原因在港台地区出版。而且对自己专业研究工作非常重要。


2小时后,沟通宣告失败。冯崇义当即追问海关工作人员,谁定的“违禁印刷品”?哪些书籍属“违禁范围”?“海关审查书籍”是否合法?公众从何处知道具体的“违禁”内容?


海关工作人员解释:哪些书籍属“违禁范围”,由“有关部门”决定,海关内部掌 握。据南方周末记者从海关内部人员了解,在海关入境现场重点查验房有一份内部的违禁印刷品目录清单,查获可疑书籍时,工作人员可将书名输入电脑查询核对。 但该查禁目录即使对海关其他科室的工作人员,都是保密的,更遑论对外公开。


一个半月之后,冯崇义再次来到广州天河车站海关交涉。最终,他要回了4本,但其余7本书仍被查扣。


湖南长沙《晨报周刊》文化版编辑袁复生与冯崇义有同样遭遇。7月底,袁复生获邀 参加香港书展,在书展上淘到了《拒绝遗忘》、《江户四十八手》等4本书。在进入广州海关时被查扣。袁向海关人员解释,《拒绝遗忘》在1999年就已由汕头 大学出版社在内地出版过,只是数量少比较难买到,完全属合法出版物。但海关仍以查扣禁书处理。


保密的内部规定可否作为执法依据?


沟通无果后,冯崇义把广州天河车站海关告上广州市中级法院,要求海关撤销收缴决定并公开道歉。


此案在10月14日开庭,庭审中双方的争议焦点是:海关扣书行为有无法律依据?海关审查禁书的具体标准到底是什么?有否公布于众?


原告冯崇义认为海关审查书籍内容属于越权行为,海关法第二条中所提及的政府授予海关权限并没有包括对出版物内容的审定权限。原告还提到,海关也没有公布具体的审查禁书标准和清单,让公众明白哪些属于违禁印刷品。


广州天河车站海关在答辩状中称,此案中所收缴的7本书均明显含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禁止性内容,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印刷品以及音像制品监管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进出境物品》中所列的禁止进出境物品,海关是依法予以收缴。


但冯崇义认为,海关的收缴清单上并没有查明和告知,他的书违反了何种禁止性或者限制性法律法规。他认为,广州天河车站海关所作的收缴清单缺乏对禁止入境事实认定的依据,其做法违背了行政执法“行为有据”的基本原则,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应予判决撤销行政行为的情形。


他还认为,行政处罚法要求“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进出境物品》中对禁止入境的印刷品有过定义——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有害的当属违禁印刷品。但什么是违禁印刷品,应该有个公布于众的目 录,否则公众无从遵循。而现在,海关查扣“禁书”的目录却是秘密的内部规定,这有违法治国家“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基本法治原则。当前中国的法律框架, 是不支持这种权力滥用的。


国内获奖作品被海关认定是“色情淫秽书籍”


调查中发现,福建青年作家陈希我遇到的情况更为奇特。2007年12月,台湾一家文化公司出版了陈希我的小说集《冒犯书》繁体中文版后,给他邮寄了12本样书。


福州海关查扣了样书,称繁体中文版的《冒犯书》属淫秽书籍。


陈希我询问海关:“判定《冒犯书》为色情淫秽书籍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是什么?”福州海关答复:“海关印刷品监管审查具有涉密性和特殊性,具体依据无可奉告,海关历来都是这么做的。”


其实,《冒犯书》早在台湾出版之前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值得一提的是, 繁体中文版《冒犯书》中的10篇小说,均在《人民文学》、《收获》、《花城》、《天涯》等大陆知名文学刊物上公开发表过,书中的7篇小说还曾经获过“华语 文学传媒大奖”提名奖、福建省“百花奖文艺奖”等多种奖项。


2008年初,陈希我将福州海关告上法庭。


让陈希我失望的是,案件一审二审都判其败诉,他的小说集《冒犯书》被判“宣扬了淫秽行为”。不仅如此,福州市中院和福建省高院在审理案件时,均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公开审理。


陈希我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虽然终审败诉,但他还会继续申诉。同时,他已于8月初致函全国人大,希望自己的遭遇能够对保密法修改起到借鉴意义。


北京市高院曾认为海关禁书无据


冯崇义的官司胜败难卜,陈希我的官司已经败诉,而有同样遭遇的律师朱元涛曾经打赢过这类官司。


7年前,北京律师朱元涛从香港带回《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在北京机场海关过关时被查扣。他在北京二中院起诉了首都海关。此案被称为首起海关审查违禁印刷品引发的诉讼。


朱元涛一审败诉后上诉至北京市高院,北京市高院二审判决指出,首都机场海关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缺乏对禁止进境事实认定的依据,其做法违背了行政执法“行为有据”的基本原则,判处首都机场海关撤销查扣决定,朱元涛胜诉。


除了胜诉的结果出人意料之外,北京市高院还在审理阶段查明了一个关键事实——对于印刷品进出境问题,海关总署从未根据海关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并会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确定及公布禁止进出境印刷品的名单,仅有内部网站上的禁止进境印刷品目录为据。


朱元涛以为,凭着这一纸已经生效的终审判决,他可从首都海关拿回被查扣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但两个月后,北京市高院又对此案作出了改判,重新维持了首都海关没收该书的行政处罚。


七年后的今天,违禁印刷品的名单依然没有公之于众。


媒介法学者,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魏永征教授指出,对于海关那些比较模糊和粗疏的规定,人们有理由要求相应部门公布具体标准,甚至违禁物品目录。


他认为,海关对出版物的查禁显得缺乏严格程序。虽然也有专职人员审读、领导审批的手续,甚至还报告了海关总署。但是,出版物是一种精神产品,它的内容是否合法需要严格鉴别,往往涉及许多专业学问,并不是普通的海关官员所能胜任的。


他还认为,对具有有害内容的出版物实行限制,禁止滥用出版自由的非法行为,是世 界各国的通例,中国政府业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也有规定。但是这种限制,必须符合法治原则。实施限制的公共权力必须依法 授予,限制的项目和标准必须以法律明确规定并公示,公民的行为法无禁止即自由。中国法律也已明文规定,一切法律、法规都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内部文件不能 作为制裁的依据。


来源:《南方周末》2009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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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书”过关诉讼始末


李宗陶/文


零点已过,首都机场依然灯火通明。律师朱元涛乘坐的港龙航班已由香港抵达北京,他取完行李箱,准备出机场。这时,一位40来岁的机场海关女关员请他停步。她先用仪器扫了一遍行李箱,随后,决定开箱检查。打开箱子,一本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书)赫然放在最上面。没有任何提问,也没有翻阅,女关员简短地宣布:境外出版物,依法予以没收。


这本书是朱元涛花175港币在香港三联书店买的,刚看了三分之一。他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问道:“这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学术著作,请问海关按什么规定没收?”


女关员忙着检查别的旅客,没有回答。


“你要没收也行,但总得给我出个手续吧,不能说没收就没收。”


“有意见的话,明后天来找。” 女关员不愿意出手续。


“没有手续凭证,我来找谁?”


女关员于是拿出了“海关代保管物品、扣留凭单”,划去了“扣留”字样,填写了《红》书名称、数量等栏目,又注明“待审”二字。


这是2002年8月5日凌晨。一个“没收”的简单动作引发了一场历时一年的行政诉讼。


“我要打官司”


10月9日,朱元涛在趋车前往首都机场的路上。在他多次与机场海关联系、要求发还《红》书之后,海关去电请他面谈。“时间不算,我得交过路费,还有油钱,”那是一种平民都有过的无奈的体验。朱元涛告诉记者,然而,一种“胸闷”的感觉让他决定:继续。


受理科,一位审读此书的海关人员告诉他,发还此书的可能性不大,希望他接受没收《红》书的事实,不必启动更多的行政执法程序。


朱元涛不同意,要求按程序执法,出具行政文书。海关人员于是出具了《行政处罚告知单》,内容包括:因“入境时随身携带禁止进境的书刊一本,未向海关申报,被查扣”,属“走私行为”,“拟依法作没收上述书刊的行政处罚”等。海关人员还告诉他,这个决定是和北京海关商量过的。


朱元涛则递交了一个给机场海关的书面“意见”。他说:“是没收还是发还,有待于贵关的审读结论,有几点想法供贵关考虑:


1、《红》书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据介绍,作者高华是以这一学术成果被南京大学历史系评为教授的;


2、《红》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而非其他对我国我党存有偏见的出版单位;


3、据中央文献研究室介绍,《红》书一大特色,是所有资料均源于国内的公开出版物,没有引用任何海外资料和内部资料;


4、《红》书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延安整风,这一段党史详情,既为我们所关心,又为我们所不知;作为一个对党史有浓厚兴趣的党员,试图通过多方面阅读了解、学习党史并不为过。


5、对《红》书的鉴别,应当从总体上把握,不应局限于个别词句或段落。如有必要,不妨听取相关权威单位和个人的意见。”


第二天,朱元涛又书面向机场海关邮送了《对〈行政处罚告知单〉的申辩》。他说,走私是一种具有主观故意的违法行为,海关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项规定,“经过设立海关的地点,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者其他手法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进出境的物品、国家限制进出口或者依法应当缴纳关税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是走私行为”。而他既无主观故意,也没有任何“藏匿、伪装、瞒报、伪报”的行为,何谓“走私”?


他同时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旅客如何判明自己携带入境的印刷品的性质?审查印刷品是否允许携带入境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对货物进出境,国家有关部门颁布一系列的《目录》,印刷品等进出境是否也有类似的《目录》?他再次请求机场海关终止行政处罚程序,将《红》书发还。


机场海关对此没有回应。


12月17日,机场海关再次打电话请朱元涛过去,告知他:经最终研究(10月21日,首都机场海关经北京海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递交请示,同时将该书送海关总署审查。11月19日,海关总署监管司批复,同意对该书做没收处理)决定,还是要没收《红》书。按程序作了笔录以后,朱元涛拿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朱元涛不服,表示要打官司。机场海关明确表示:非常欢迎。


记者致电北京机场海关,一位工作人员说,被没收了“禁书”的人大多数都气呼呼的,嚷着要打官司,但实际上从来没人真打过。为啥?“为几十元上百元的一本书,犯得着吗。”


朱元涛在胜诉第二天接受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为什么打这个官司,主要基于三点:一是书没看完,有点窝火,这样的处理程序,他不满意;二是打这个官司有宪法意义,十六大提出的“建设政治文明”,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法制建设,而其中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行政机关的所有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也就是说,法律没有禁止或规定到的内容,行政机关是不允许做的。三是很明显,带书入境的人现在无从知道哪些是属“禁书”之列,“知情权不是空的”,朱元涛说。


2003年1月1日,朱元涛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首都机场海关。


三大争议焦点


2003年2月24日,有着十多年律师执业生涯的朱元涛第一次以原告身份出在法庭上。


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携书入境是否应当申报;《红》书性质如何确定;原告是否属于“走私”。


首都机场海关称,经海关审查,《红太阳》一书属于国家禁止进境的印刷品,朱元涛携带该书入境,未向海关申报,已构成《海关法处罚细则》第三条第(二)项所列“携带国家禁止进出境物品”的行为;原告则认为,该书不属于国家明令禁止入境的印刷品,是否所有境外印刷品在通关时都要进行申报,海关并无明示,且海关没有受理此类申报的窗口,故携带该书入境未申报的责任不在行为人一方。


朱元涛对进出境物品(含印刷品)全部“申报”的现实性与合理性提出质疑。他说,根据公安部网站公布的数字,从2001起,我国每年进出境的人次已过2亿。显然,要求每一个进出境人员申报携带物品(含印刷品)既不现实也无必要。正基于此,才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进出境物品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限制进出境物品表》的颁布。但目前,公众无法看到有关印刷品等进出境的类似《目录》。


6月19日,一审宣判。法庭认为,根据有关法规,进出境旅客对其携带的行李物品,有依法向海关如实申报并接受海关查验的义务。海关有权对入境旅客携带的印刷品作通关查验,也有权对通关旅客携带的印刷品是否属于禁止进境物品进行审定。首都机场海关在扣留朱元涛携带的《红大阳》一书后,依程序请示海关总署,在得到批复后,对该书所作没收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朱元涛败诉了。


6月25日,朱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他认为,一审判决注重了对首都机场海关涉案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与否的审查,但却有意回避了对首都机场海关涉案行政行为实体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审查。也就是说,他至今不明白首都机场海关究竟依据什么判断《红》书为禁止进境的印刷品。


记者就此采访了上海广汇新民律师事务所的富敏荣律师。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个人携带和邮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进出境管理规定》对何为国家禁止进境的印刷品有明确规定:“(1)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污蔑国家现行政策;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煽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颠覆破坏、制造民族分裂;鼓吹‘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的;(2)具体描写性行为或淫秽色情的;(3)宣扬封建迷信或凶杀、暴力的;(4)其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有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进出境物品表》中列明的禁止进境物品包括“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首先有害的印刷品、胶卷、照片、影片、录音带、录像带、激光视盘、计算机存储介质及其他物品”。因而,对《红》书的性质判定是本案回避不了的问题。


采访中,首都机场海关有关负责人说,他们对《红》书的定性是比较慎重的。从8月5日扣书到12月收到海关总署监管司的批复,历时三个半月,经历了审读、判断、请示的过程。仅审读,就花去一位贾姓同志11天的时间。但朱元涛认为这种封闭式、非专业的定性毫无科学性可言,而且与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根本抵触。


学者许纪霖认为,《红》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2000年3月出版后,广受读者欢迎,曾得到包括杨振宁、王元化、陈方正、吴敬琏等在内的一大批学者的充分肯定。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许多高校的图书馆里,这本书可以自由借阅。因此,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6月重印了此书。


他说,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花了20年心血研究、写出的几十万字的学术著作,仅由一个不具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海关工作人员用11天时间审读,便轻易得出了该书“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等结论,实在有些轻率,这也与海内外学术界对该书的评价形成了巨大反差。


记者采访时,无意中被卷进此事的高华教授正在香港访问,辗转得到的他的态度是:一开始有些紧张,因为牵涉到对自己作品的“定性”;当得知高院终审结果后,他“非常高兴”。


高院终审判决


2003年8月7日,二审开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认真的实体审查。


2003年9月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终审判决: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3)二中行初字第59号行政判决书;撤销首都机场海关2002年12月17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记者在判决书上看到,对于一审另一个没有正面回答的“是否走私”问题,高院做出了回答:“就本案而言,朱元涛携带的《红太阳》一书是否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管理的范围,是确定其是否构成走私的前提。”


法庭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而首都机场海关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上诉人朱元涛携带《红太阳》一书属于禁止进境的书籍,没有具体引证该书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个人携带和邮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进出境管理规定》的哪种情形。


因此,首都机场海关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缺乏对禁止进境事实认定的依据,其做法违背了行政执法“行为有据”的基本原则,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2目规定应予判决撤销的情形。


据此,被上诉人首都机场海关提出维持其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高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维持首都机场海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案件事实不清,应予纠正。


还有一行字,力透纸背地印在判决书上:“(海关)在履行法律赋予的职权、特别是在查处具体事项中,应当事实清楚,定性准确,正确适用法律,程序合法正当。”




来源:《新民周刊》2004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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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书房|资中筠:为什么周有光一再强调要从世界看中国

on Apr 02, 2017 · 4 min read 最后修改: on Apr 02, 2017
标签:公民博客 周有光 资中筠

摘要


由于中国在进入近代的时候,是列强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于是中国人就老有一种受害者的感觉,天生,或者是潜意识里,或许是宣传的结果,总之有一种狭隘的受害感。有一种集体记忆叫做“五千年的辉煌、一百多少年的屈辱”。不是真正的平视,要么就是仰视,要么就是仇视,要么就是鄙视,就是不能平视,不能客观、平平静静地看待这个世界。

21世纪的中国人,特别是你们在座的年轻人,应该有一个世界的胸怀,从世界看中国就是这个意思。要是老是从中国看世界,动不动就强调中国特色,说你们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没关系,因为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我们的特色就是这样的,用不着跟你相比较;如果老是这样的话,就只能固步自封,坐井观天,抱残守缺。




来源:时代书屋


首先我要声明,我不敢谬托知己,因为我跟周老认识很晚,是在他一百零六岁的时候。我很荣幸,由于他看了我的书,想见我,通过他的公子“召见”我,然后我就登门拜谒。非常遗憾,现在周晓平先生反而先走了,我想对周老的打击应该是非常大的。晓平先生是一位非常儒雅、温和的谦谦君子,他年逾古稀还为他的父亲奔忙,做了很多工作。他竟先去了,令人痛惜。


出于对周老先生的敬仰,我到这里来谈谈我的感想。


刚才张森根先生(《周有光文集》编委会委员)很详细讲了他对周老著作的一些看法,张先生和叶芳女士这几年对整理和编辑周老的著作贡献了很大的力量。周老他们两位知道周老的价值,无私地贡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所以现在我们才能有这么多周有光的著作,今天才能够在这儿谈论他的思想。我觉得他们是功不可殁的,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里。


现在概括几点我的想法:


一、周有光先生一生是大半部中国近代史  


像周先生这样活了一百多岁当然是非常难得的,他的一生是中华民族的大半部近代史。假如我们的近代史从1840年算起的话(这个算法近代史学家有许多不同意见),不管怎么样,周先生一生等于是2/3的近当代史。而且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经过了很多坎坷很多动荡,他是一个活在这个时代的典型的知识分子,与我们民族共同经历了各种沉浮和苦难。从他的文章,从他的百年口述里我们也看得到。而且他的职业跨度很大,很少人有这种情况。看他的作品或看他的经历,就等于是看一部中国近代史,内容非常丰富。但是这个近代史不是官史,是通过一滴水看大海,通过一个人的经历看整个民族的浮沉,这是非常宝贵的。


正如张先生讲的,周老的叙述是非常易懂的。现在有些文章不说人话,或是用中文写类似外国话的话,这种文风很多,而周先生恰好相反。什么叫深入浅出?他这个才是真正用最浅显的大白话来说深刻的哲理思想。所以我们看他的书很容易看,看了以后可以回味无穷。


二、提倡从世界看中国  



周老提出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这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21世纪了,原来我们也提到20世纪是一个大踏步现代化的世纪,我们常常说要赶上世界的潮流,中国人已经赶了一百年了,或者不止一百年了,赶来赶去,好像天天都在说要赶上世界的潮流。为什么就常常赶不上?就是受到非常狭隘的眼光的束缚。


由于中国在进入近代的时候,是列强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于是中国人就老有一种受害者的感觉,天生,或者是潜意识里,或许是宣传的结果,总之有一种狭隘的受害感。有一种集体记忆叫做“五千年的辉煌、一百多少年的屈辱”。概括起来这么一个感觉,于是对世界的看法就像通过哈哈镜来看,不是真正的平视,要么就是仰视,要么就是仇视,要么就是鄙视,就是不能平视,不能客观、平平静静地看待这个世界。所以周老先生提出从世界看中国,换句话说,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一想到一个事情,就应该把中国这件事情摆在整个世界范围里,看它占什么样的地位,起什么样的作用。




▲ 雷海宗先生


我想起我在清华上学的时候,上雷海宗先生的《西洋通史》课——实际上就是欧洲史,从古希腊、罗马开始,然后整个欧洲的变化。雷海宗先生每讲到一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公元前多少年古希腊发生了什么事,他就在黑板上写:XXXBC  鲁X公X年(按《春秋》的年代:例如鲁庄公、鲁哀公,等等)。现在他讲的很多课的内容我已经忘了,但是我学会了这样一种习惯,就是把中国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串起来看,每当说到中国的事情的时候就想到当时世界其他地方处于什么状况。比如说满清入关是1644年,我会想到那时候英国正好发生光荣革命,这一段时间就是克伦威尔时期。这样一对照,你就知道当时中国是什么状况,欧洲发展到了什么地步,这样,我们的心胸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21世纪的中国人,特别是你们在座的年轻人,应该有一个世界的胸怀,从世界看中国就是这个意思。要是老是从中国看世界,动不动就强调中国特色,说你们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没关系,因为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我们的特色就是这样的,用不着跟你相比较;如果老是这样的话,就只能固步自封,坐井观天,抱残守缺。


我们已经吃亏了这么长时间了,经过了周有光先生所讲到的大事小情,他讲了很多,看起来很好玩,用很幽默的笔法讲的,其实是很残酷的历史,很悲惨的事情,而且也很不幸。我们民族经历了那么那么多,有的是外患,但大多数是内忧,我觉得我们的内忧是多于外患的,大多数是自找的。所以老人从整个经历所悟出来的道理,最后总结出来,要从世界看中国,这点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今天,新的一轮非常狭隘的国家主义,一种狭隘的、排外的、跟现在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的一种情绪和风气正在我们国家兴起,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这是很值得忧虑的。



三、外部世界正发生着深刻变化,我们不能浑然不觉   


现在外部世界不仅仅是欧美发达国家,还包括正在发展中的、我们看起来以为人家很落后的那些国家,实际上正在悄悄地发生很深刻的变化,而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还自以为很先进、很了不起。实际上我们真的去看一看外部社会,不要一天到晚老盯着什么外交,几个领导人互相之间的拜访、会晤,除了这些之外,每一个国家的内部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举一个例子,比如欧盟,我们现在看的宣传都是欧盟遇到了困难,欧元区怎么怎么样了,希腊到底退出还是不退出,等等问题,但是欧盟的形成,从50年代到现在,半个世纪一步一步走过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深刻的发展,这个发展是什么?一句话来说就是化干戈为玉帛,就是从此以后欧盟国家之间不会再打仗了,两次最残酷的世界大战是从欧洲开始的,而且核心是法国和德国。欧盟的开始是法德两国化解世仇,找出了一个共赢的办法就是煤钢联营,说从此我们共同开发,不要再夺了。一些很有胸襟的政治家提出这样一个方案,一点一点从“小欧洲”六国慢慢发展,他们每一步都克服了很多障碍,看起来好像是成功不了,最后又成功了。这样子一步一步过来,现在又碰到困难了,但是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个困难,要看到这样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至于他们还会遇到种种困难,是难免的,即使导致欧盟解体了,也是一次伟大的尝试,至少作为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中心,欧洲国家之间不再打仗了。


还有就是他们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本身,资本所产生的伟大生产力,走到这一步以后下一步怎么办,他们自己也正在进行很深刻的改革,这一点我们也没有注意到。所以外部世界发生着很深刻的变化,我们如果不去注意,整天在一个非常狭隘的小事情上说来说去,并且把它无限地放大,我们自己要吃大亏的。


所以周先生”从世界看中国”这句貌似很简单的话,里面其实有很深远的意义。



四、中华民族的前途还取决于年轻人  


我觉得周老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比我乐观得多,我跟他谈话如坐春风,他就以他的乐观精神感染了我。他经常说”不要紧的,不要紧的,这个世界总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这个”好的方向”当然我看不到,他就更看不到了。他说没关系的,人也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走错了路,走了岔道以后终究是要回来的。我说回来太晚了的话,代价就太高了,中华民族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由于走了很多弯路的缘故,所以希望以后少走一些弯路。如果一个人的胸怀像周老这样”从世界看中国”,站在地球之上,放眼一看的话,这个世界总是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但是我自己还是不能释怀,中华民族是不是还要经历一次劫难,还是说可以顺利地跟世界接轨,随着世界发展的潮流共同发展?这也还取决于现在的年轻人,你们这一代人有什么样的胸怀,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我想我们不应该辜负周老的期望。他的乐观主义我觉得是以不打仗为条件的。人类现在再经不起大战了。假如再发生一次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说的是大战,大国之间的战争,小打小闹的不算,武器发达到这个程度,不仅仅是原子弹,如果真的打一仗的话,人类不知道要倒退多少,甚至不知是否还存在。所以这种轻易说战争,就像打游戏机似的“打仗”,说说可以,但是认起来真是不能想像的。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最后,张先生刚才提到这本书里《窗外的大树风光》,我也特别注意到了这篇文章,我觉得写得太好了,是一篇极品的散文,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开阔的胸襟,而且有深邃的哲理,从文字到意境,都美到极致。文章最后还流露一点无奈——最后这棵树被砍掉了,作者觉得遗憾得不得了,但是它还是被砍掉了,这也是一个老人的无奈。


平常常说人“老糊涂”。我们常常会说,某人如果早一点在什么什么时候去世的话,他就是一个正面人物了,可惜他活得太长了,越活到后来错误越大。当然,一个普通老百姓犯什么错误危害不大,要是位高权重之人,祸害面就广了。但是周老恰好相反,属于越活越明白的人。所以年龄只是一个符号,有的人越老越糊涂,有的人越老越智慧,并发出智慧之光照耀我们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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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身穿睡衣出庭做“中国梦” 陈云飞被判囚4年

on Apr 02, 2017 · 1 min read ·
1 comment
最后修改: on Apr 02, 2017
标签:国际华闻 维权 陈云飞



成都异议人士陈云飞。(志愿者提供/记者乔龙)


四川异议人士陈云飞被控“寻衅滋事罪”一案,3月31日,在成都市武侯区法院一审被判有期徒刑4年。陈云飞闻判后,不服判决,但他仍然微笑着打出胜利的手势,并表示要上诉,理由是判刑太轻。辩护律师称,陈云飞穿睡衣出庭,说要做“中国梦”,以此表示受到公检法的迫害。


陈云飞因拜祭六四死难者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起诉。案件于3月31日,在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开庭审理。陈云飞委托的两位辩护人隋牧青和郭海波出庭,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隋牧青律师在当天傍晚庭审结束后告诉自由亚洲电台,陈云飞在法官判决后,当庭做出胜利手势,表示将会上诉:


“陈云飞当庭微笑着,打出了一个胜利的手势,理由是判刑太轻。陈云飞今天是穿着一件睡衣出庭,他之前曾(这是)表示为了方便做中国梦,以此表示对公检法对他的迫害与构陷的蔑视”。


庭审由上午9点30分至下午5点结束。隋牧青说,上午进行法庭调查和律师质证,他认为其当事人无罪:


“他的所有行为都是公民行使宪法权利,他的案件核心问题,其实都是在打击言论自由,是政治迫害。陈云飞的这种行为,其实是驯服公权力的一个公民的光荣梦想。无论他在现实法庭,还是在理想中的法庭,他都是无罪的”。


隋牧青还说,陈云飞的最后陈述仅一分钟就被法官终止。


当天,十多位声援到法院外要求旁听,被警察驱赶或被带到派出所盘查。成都访民王蓉文被六个警察抬上警车,自贡维权人士刘正有也被带离现场。声援者之一、刚刚结束“剥夺政治权利”期的成都维权人士谭作人,也到了法庭之外:


“今天我到现场去了,我和我的太太,还有一些朋友。这一次的封锁没有上一次开庭那么严。他们是半封锁,我们能够走到法院的对面。但是不能走到法院一边,马路封锁了半边。我站了一会,国保就过来了,把我抬到路口”。




成都访民举牌声援陈云飞。(志愿者提供/记者乔龙)




武侯区法院外,十多位访民要求旁听,被公安阻止。(志愿者提供/记者乔龙)




公安在法院外戒备,不准声援者接近法院。(志愿者提供/记者乔龙)




四川自贡维权人士刘正有在法院附近被带上一辆警车。(志愿者提供/记者乔龙)


声援的访民王蓉文在被带走途中,在警用车内拍摄了一段视频显示,一名穿制服的公安手持执法记录器对着王蓉文,另有多名穿便衣的男子,在其左右。


2015年清明节前夕,陈云飞与四川访民、维权人士约二十人到新津县,为“六四”死难者肖杰及吴国锋扫墓,在回程途中,遭到近百名警察围堵。其后陈云飞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案件移送法院时,控方撤销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寻衅滋事罪起诉。陈被羁押至今已超过24个月。


曾与陈云飞有过合作成都维权人士黄晓敏对本台说:


“陈云飞确实是一个具有很多思想、行为和事工及传奇色彩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在二十多年前,从八九六四时候的一个大学生,成长到今天,用其独特的(方式)审视社会、嘲讽社会,细说这样一个非理性的社会,来唤起更多人觉醒、参与,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我跟他相处、结交,也包括合作过很多次。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可能没有人能够替代他,也没有人能够模仿他”。


自称为“驯兽师”的陈云飞,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是八九民运参与者。2007年六四18周年当天,因在《成都晚报》上刊登“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处以监视居住半年。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石山/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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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媒体|权术政治的可测与不可测

on Apr 01, 2017 · 1 min read 最后修改: on Apr 01, 2017
标签:星港澳台 中共 民主 香港


摄:Alex Leung


主流泛民天真听信北京来使如簧之舌,于是力撑薯片;长毛也相信「中央会真的捧出薯片,製造建制泛民一齐拥护新特首的局面」,只是结论相反,所以行动上与主流泛民对着干。不少知名评论家也是这样相信。结果是一地眼镜,长毛也大叹上了中共的当。


帝王术玩死港人


权术政治,岂可预测!北京天使,岂可作准!香港民主派天真的也太多。中共今天要开历史倒车,大搞世袭权力;也因此继承了二千年帝王术,专搞阴谋诡计。大家不想上当,就要好好了解专制权术,特别要读读韩非子。他的帝王术,概括为三个字:法、术、势。法,就是「依法治国」;术,就是权术;势,就是权柄。他有句话:「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术者,藏之于胸中,而潜御众臣也」。意思是帝王统治国家的法律,要公开透明;但帝王的权术,则越隐秘越好,才能驾驭臣下。他举了一个例子:从前郑武公要伐胡国,先把女儿嫁给胡国国君。有天在朝上,郑武公问群臣,哪个国家可以征讨。大臣关其思就答:胡可伐。郑武公发怒道:胡国是兄弟之邦,岂可伐!就命人把他杀掉了。胡国国君知道了,说郑武公多麽爱护自己,就不再防备郑国。不久郑武公就成功偷袭胡国并灭掉它。


韩非子拿这个例子说明帝王权术「藏于胸中,潜御众臣」。今天北京九大常委及其后台,拥有无比权柄,自然有大大小小当代韩非子去教导他们种种权术;再有无数当代张仪苏秦为他们纵横捭阖,一阴一阳,翻云覆雨,玩死香港臣民有馀。民主派不察,反而伸脚踏入权术泥潭,岂能不败?


兴于权术,亡于权术


如果民主派不理会这些权术,不理睬什麽北京天使,不猜测皇上意中人,又该怎麽做?其实,就这次特首挑选而言,长毛参选本身,已经做对了。他错的是为参选找错了理由。他完全可以根据最简单的民主原则,完全不需猜测习总意中人。他虽然也多少讲到前者,但由于他也讲了后者,又完全讲错,所以也使自己陷于被动。


今后民主派当然形势不能乐观。中共的东厂西厂,说客与黑社会,群众组织与被统战者,早已构成一个超级大的天罗地网,逐步灭港(人自治)。但又是否只有悲观一面?也不是。中共的法术势,固然厉害;东厂与黑社会,固然恐怖,但是恰恰因为这样,所以中共早晚也会被历史淘汰。


中共表面上是推动现代化的力量,但它自己却充满前现代的政治习惯。这两者是冲突的,而且越来越厉害。它的政治制度日益堕落为世袭制;它的官僚的贪欲比得上二千年来最腐朽的皇朝有馀;它的政治文化越来越回复旧皇朝的宫廷权术、派系斗争、密室政治、你死我活。以这样糜烂的统治集团,在古代尚且难免撑久了就分崩离析,在今日全球化时代,对内要统御13亿越来越城市化和知识化的人民,对外要和强大的美帝及其盟友竞争周旋,而自以为可以千秋万世,岂非笑话!尤其是权术,重惨党越弄权术,长远而言,自己也要埋葬在权术之中的。不要忘记,暴秦非亡于刘邦,乃亡于自家人权术互斗呀。


现代性还是中世纪政治


宫廷权谋,并非前现代独有,当代多的是。但现代化下的代议制和政党政治,已经把宫廷权谋的范围大大缩小。相当多的政治,要在公开竞争与斗争中处置。这并不一定等于民主,但却是有利民主也有利普罗大众参政的元素。面对现代秦始皇政权,民主派只应坚守民主立场及一切公民参政的价值,绝不与任何宫廷权谋相涉,绝不与什麽北京天使做任何台底交易!当然也不必费力去猜测皇上旨意。


叠埋心水,坚守民主吧。


和解?


如此又回到一个问题。长毛宣称要民主派大和解。我不知道这什麽意思。在重惨党继续虏人,继续指使香港恶狗噬咬和平抗命者,继续灭港之际,任何自命民主派却参与北京的密室政治、宫廷权术,放弃最基本民主立场,这些人已经自外于民主行列,而成为招安派了。和解?


 


2017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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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V】大白新闻|河南30名初中生被胁迫卖淫 疑犯有人大代表


【编者注】从当地时间2017年3月31日起开始发酵的河南“30名初中生被胁迫卖淫案”事件,在引来大量民众关注的同时,也遭到了来自有关部门的全力删帖。截至发稿时,相关网民讨论、微博话题、新闻视频均处面临着网管部门的全力围剿。


“大白新闻”采访了两位受害女孩的家长,其中一名母亲在描述自己女儿被侵害的细节时几度哽咽。从视频中家长所提供的一些案件细节来看,这些女孩是在违背自己意志的情况下被带到现场后(开封尉氏金沙湾国际酒店、尉氏畅通温泉酒店),被人性侵的。


这则视频在社交网络上遭到全面围剿,基本已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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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截图


截至发稿时,尚能观看的墙内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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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V】大白新闻|豫30名初中生被胁迫卖淫 疑犯有人大代表


【编者注】从当地时间2017年3月31日起开始发酵的河南“30名初中生被胁迫卖淫案”事件,在引来大量民众关注的同时,也遭到了来自有关部门的全力删帖。截至发稿时,相关网民讨论、微博话题、新闻视频均处面临着网管部门的全力围剿。


“大白新闻”采访了两位受害女孩的家长,其中一名母亲在描述自己女儿被侵害的细节时几度哽咽。从视频中家长所提供的一些案件细节来看,这些女孩是在违背自己意志的情况下被带到现场后(开封尉氏金沙湾国际酒店、尉氏畅通温泉酒店),被人性侵的。


这则视频在社交网络上遭到全面围剿,基本已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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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存照】河南“30名初中生被胁迫卖淫案”:话题、新闻、视频遭全面删除


截至发稿时,新浪微博话题#30名初中生被胁迫卖淫话题截图#已被和谐。话题删除前截图:



话题被和谐后:



@巧克力_MissCherrie:#30名初中生被胁迫卖淫# 你妈逼,谁来告诉我下这是什么意思 ​


大量用户评论持续被删:



@深夜走过长安街001 :去你奶奶的个纂的,啥叫“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尼玛币,你们丫的能干老百姓不能说?问候你们丫挺的祖宗!


就说,有本事你们删呗!尉氏县这地方前几年还出过不少件案子,除了2010年被爆强迫中学生卖淫外,还有个特大盗车团伙案的销赃老大居然是尉氏县公安局防爆大队副队长!对了,还出过抓精神病顶替杀人犯的事。现在,又爆出强迫30多个幼女卖淫,有人大代表涉案。


来,删吧。



@神气飞天猪:上条关于河南尉县领导企业家强奸诱奸未成年少女四十余人的微博,过了五百转,就光荣牺牲了,已经立案的事件尚且如此。 ​​​​



@夜间行走的书生:我国刑法是不是规定与未满14周岁幼女发生关系均属涉嫌强奸,你删除我帖子干什么???#河南胁迫多名初中生卖淫# ​



@趴在椰树上的石头:#初中生被胁迫卖淫#蔚县政府!新浪小编!管理员!出来解释一下! ​


更多网民评论:


@后知后觉的六年 :#30名初中生被胁迫卖淫#一夜之间我转发得所有都被删了,就连话题也是错误呵呵 ​


@终于凑了十块钱:#初中生被胁迫卖淫# 30多名初中生被胁迫卖淫,包括许多不满14岁少女,这么大的事新浪压下来了,网易已经全部删除,头条也找不到了,真是#这盛世如你所愿# ​​​​


@fifi_xxx兔:#30名初中生被胁迫卖淫# 这事要在韩国估计就是下一个熔炉,在中国,连个热门话题都没有 ​


@阿拉法特山的顽石 : 真会用词,用心良苦啊


@中原小白:强奸完给点钱,就是“强迫卖淫”了? ​


“大白新闻”的视频报道也已被删除。@新浪视频 这条微博在发稿的这大半个小时内也遭到了删除:


微博截图


门户网站于当地时间3月31日晚在新浪微博发布的相关新闻,大都已不见踪影。以下为部分媒体认证账号微博被删前截图(来自用户 @一叶子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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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存照】河南“30名初中生被胁迫卖淫案”:话题、新闻、视频遭全面删除(更新)


截至发稿时,新浪微博话题#30名初中生被胁迫卖淫话题截图#已被和谐。话题删除前截图:



话题被和谐后:



@巧克力_MissCherrie:#30名初中生被胁迫卖淫# 你妈逼,谁来告诉我下这是什么意思 ​


大量用户评论持续被删:



@深夜走过长安街001 :去你奶奶的个纂的,啥叫“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尼玛币,你们丫的能干老百姓不能说?问候你们丫挺的祖宗!


就说,有本事你们删呗!尉氏县这地方前几年还出过不少件案子,除了2010年被爆强迫中学生卖淫外,还有个特大盗车团伙案的销赃老大居然是尉氏县公安局防爆大队副队长!对了,还出过抓精神病顶替杀人犯的事。现在,又爆出强迫30多个幼女卖淫,有人大代表涉案。


来,删吧。



@神气飞天猪:上条关于河南尉县领导企业家强奸诱奸未成年少女四十余人的微博,过了五百转,就光荣牺牲了,已经立案的事件尚且如此。 ​​​​



@夜间行走的书生:我国刑法是不是规定与未满14周岁幼女发生关系均属涉嫌强奸,你删除我帖子干什么???#河南胁迫多名初中生卖淫# ​



@趴在椰树上的石头:#初中生被胁迫卖淫#蔚县政府!新浪小编!管理员!出来解释一下! ​


更多网民评论:


@后知后觉的六年 :#30名初中生被胁迫卖淫#一夜之间我转发得所有都被删了,就连话题也是错误呵呵 ​


@终于凑了十块钱:#初中生被胁迫卖淫# 30多名初中生被胁迫卖淫,包括许多不满14岁少女,这么大的事新浪压下来了,网易已经全部删除,头条也找不到了,真是#这盛世如你所愿# ​​​​


@fifi_xxx兔:#30名初中生被胁迫卖淫# 这事要在韩国估计就是下一个熔炉,在中国,连个热门话题都没有 ​


@阿拉法特山的顽石 : 真会用词,用心良苦啊


@中原小白:强奸完给点钱,就是“强迫卖淫”了? ​


“大白新闻”的视频报道也已被删除。@新浪视频 这条微博在发稿的这大半个小时内也遭到了删除:


微博截图


门户网站于当地时间3月31日晚在新浪微博发布的相关新闻,大都已不见踪影。以下为部分媒体认证账号微博被删前截图(来自用户 @一叶子小云):















【更新】@新京报 相关微博也遭到删除。被删前截图来自新浪微博 @江宁洗地在线



【更新】









@Xing_Yvette:#初中女生被奸淫##河南初中女生被迫卖淫# 贵国太厉害了。关于河南 初中 女生 被迫 卖淫 我发了n条微博。12条被强制删除,相关的视频已无法观看。 后面两张我附上案情发展。删吧删吧 我继续发。@平安尉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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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苏昌兰、陈启棠分获刑3年及4年半 公民网络表达声援

on Apr 01, 2017 · 2 min read 最后修改: on Apr 01, 2017
标签:国际华闻 口袋罪 因言获罪 好五倍 寻衅滋事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苏昌兰 陈启棠

当局封闭了法院东侧的道路(维权人士独家提供)

广东佛山维权人士苏昌兰、陈启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3月31日宣判,两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及4年6个月。律师表示量刑过重。当天法院外戒备森严,不允许民众围观。而不少公民以录制视频声援苏、陈二人。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法院3月31日上午分别对苏昌兰和陈启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作出宣判。苏昌兰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陈启棠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判决书认为,苏昌兰和陈启棠分别利用互联网或社交软件以造谣、诽谤等方式多次发表或转发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文章和言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两人的代理律师刘晓原在判决后向本台表示,判决结果出乎意料,而法院只用了3分钟进行宣判,没有询问当事人是否上诉,不符合程序。


“这个(判决结果)出乎意料,包括和被告人的预期都出乎意料。今天的宣判活动他们故意搞的时间每一场都不到3分钟,他们都来不及对判决(发表意见),也不问他们对判决有什么意见,就把他们带离了。这种宣判活动我现在正在投诉。”


苏昌兰的另一名代理律师吴魁明说,上午他们进入法院前接受了额外的检查,而法院在宣判时甚至连判决书都未准备好。


“本来正常我们律师进去是不安检的,但是我进去他们就告诉我说今天特殊,都得安检,专门带我们进去。然后我了解到当天法院其他的庭就不开了。苏昌兰那个庭是9点钟,天理是10点半,他就是读了一下判决的一部分内容,我们开庭的时候他判决书都没有准备好,就拿了两页打印的纸在上面读的,我们还等了半天才拿到判决书,估计还没做好,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当天上午到场声援的广东公民廖剑豪告诉记者,来自广东各地约有数十人前往法院围观,但他们都被拦在了法院外围,现场有不少便衣戒备,不允许他们拍照。


廖剑豪:“今天下雨,我大概8:45分就到现场,东门,看不见囚车。我身边全是穿便衣,口袋里有对讲机的年轻人。我们之中有一个拿手机拍照,一拍照,就有三四个这些年轻人围上来,要他删除。他们把我们赶走,其实也不光是赶我们,把整个法院东边的那条路封闭,所有路过的、或者我们的人,全部一个不剩赶走,赶到南边或者北边。”


记者:“今天大概去了多少公民?”


廖剑豪:“惠州去了4个,广州去了十来个,佛山去了三四十个。”


关注案件的广东维权人士王爱忠认为,这是当局对民间不服从体制的人士的打压。


“我觉得这都是当局定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不管是苏昌兰的还是陈启棠的,都是当局加在他们头上的一种政治罪名,实际上都是当局对民间不服从专政政府体制的、维护民众权益的这么一些人的打压。”


另一方面,判决前夕,有公民发起声援行动,以视频的方式录制下想对苏昌兰和陈启棠说的话,包括网络活跃人士李非在内,十多人都表达了对两人的支持。


原为小学教师的苏昌兰,因参与土地维权而失去工作,多年来一直参与社会维权活动。2014年10月,她因声援香港占中先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传唤,后被以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2016年4月21日案件在佛山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


网名“天理”的陈启棠,自1998年以来,曾任多个网络论坛的版主、管理员,累计发表时事评论文章2000余篇,并且经常声援维权人士。2014年陈启棠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同年12月31日被逮捕。案件同样于16年4月开庭。


(特约记者:扬帆/ 责编:石山/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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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破的桥|为什么新闻“反转”这么流行?——兼谈“我爸是李刚”

on Apr 01, 2017 · 4 min read 最后修改: on Apr 01, 2017
标签:公民博客 克拉玛依大火 官媒喉舌 我爸是李刚 环球屎报 辱母杀人案

发帖蹭了辱母杀人案之后(主要是把法院判决和媒体报道对比: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089574409304404),瞧见不少“反转帖”。


有些是前两天在微博上提前预言的,如谈于欢母亲的债务问题,这个不难反驳,因为她无论怎么做,借款时有无欺诈,不影响于欢的行为正当性。借钱的人不是于欢,他和死者法律上没有任何债务关系。何况“老赖”指的是有钱不还,于欢母亲被黑社会如此欺辱也还不出钱(已还了接近两倍,黑社会这次追讨的钱远超法定利率),那是真的没钱了,应称作破产。


有说警察出门是询问情况而非离开,其实南周报道大篇幅地写这个问题,通过描述警察前一天的行为(询问情况后对黑社会非法拘禁和侮辱等行为未作处理就走人)、当天的异常(摄像头表明警察来回办公楼加上在现场的时间总共仅4分钟,只说了一句话,同样未制止非法拘禁)、死者的能量(系撞死14岁女孩逃逸的重大嫌疑人,却逍遥法外)。暗示当事人判断警察无力处理且准备离开,有合理性。对该判断有疑问正常,但报道并未捏造事实,仅因对情势的判断与法院相左,就去谴责报道,这不理智。媒体批评法院判决(如聂树斌案的“一案两凶”报道等)的行为是否正当,要看报道中证据、证人和逻辑有无问题。


还有些没预料到的质疑,但水平较低,比如有个女律师录音讲案子讲了十分钟,提到法院“虽然防卫过当量刑判重了”。——实际罪名是故意伤害致死,法庭根本没认可这是“防卫”。这也是大家认为不公的原因。防卫过当判不了这么重。


还有一条更有意思,有人说,南周有意污蔑,死者露下体侮辱对方时,同行的人(即黑社会讨债团伙)制止,它却没报。——判决书里于欢的确有这句话:


“这个人进来吓唬我妈妈跟我,然后脱掉裤子,露着下体,马金栋等人就劝阻这个人。”


但这个上来劝阻的马金栋系于欢母亲的公司员工,并非讨债者。


通常,像上面两条,这种对基本事实都能搞错的自媒体,最爱说的话,是“建议大家读法院判决,不要去看媒体”,看起来好像了解很多,其实根本不仔细读或者读不懂。但就这种文章,篇篇10万+,可见很多群众颇为喜爱。


为什么?让我从最后那条质疑讲起。相信大家会有疑问:就算没看过判决书,不知道这位“马金栋”是谁,普通人也不会默认劝阻不良行为者,是来实施堵门、烧烤、非法拘禁、侮辱的黑社会成员吧,至少我们会去查下这人是谁。那为什么喜爱“反转”的写手和读者们会立刻认定这种相对符合道德的行为来自黑社会,而非屋里屋外的其它人?难道他们心目中的“黑社会”和我们有区别么?


是的,有区别。准确地说,对社会中任何重要团体的行为的看法,都有区别。


越是生活在秩序良好的一线城市,越是收入稳定富足,对未来有美好想象的中产阶层;越是受国内传统中学教育,离这些三四线城镇社会越远的人。面对“黑社会讨债逞威,极致下流的侮辱,警察轻描淡写和稀泥走人”的景象,越是难以接受。而且受害者还是如你我一般的企业家中产,以及一般大的孩子。他们受“共情”的影响而恐慌,认知失调。当人们不愿接受与自己的世界观完全相左的事实时,通常会采用如下方法:


1.谴责受害人误判情势。比如警察明明不是要走,只是出去“了解情况”。当事人的遭遇系个人处理不当。若自己在场,必能做出“正确判断”和“正当行为”,警察有能力也有意愿对黑社会的堵门、侮辱和非法拘禁行为做出处理。


2.认为这种触及道德底线的行为只是偶发情况和不良个人行为,并不普遍。比如笃信“某人脱裤侮辱对方,黑社会同伴上前劝阻”的离奇景象。


3.割裂受害者与自己的潜在关联,降低共情程度。比如指出受害者的母亲有欺诈借款等。自己不会这么干,更不会去借高利贷,所以这样的烂事永远也不会摊到自己的头上。此时恐惧感降低,又能享受美好幸福的生活了。


热爱“反转”,不是媒体脱线(相反,中国的严肃媒体这几年越来越谨慎),而是一线城市中产阶级多有了稳定的幸福生活与想象中的社会秩序,然而这种稳定感很脆弱,良好的社会秩序通常只存在于“没遇上事儿”之时。想打破“中产阶级幻觉”,就必须迎接他们的反弹和怒火。因为他们与其接受各种不喜欢的社会设定,远不如将媒体(特别是主流的纸质媒体)想象为恶魔更为方便。自媒体时代众生喧哗,总能找到自己想看的信息。


李启铭:先打120,救人要紧


环球网小编转发的这条就特别契合这套心理。领导没有让学生坐下自己先走而是在救火(尽管“让领导先走”这句话并非中青报独创,也有不下五个现场证人,本地领导的零死亡率不算很惨重,而外地领导的伤亡率和先走也不矛盾)。彭宇并非受冤而是狡猾(尽管笔录卷宗神奇地丢了,而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靠一套恐怖的推理得出结论)。李启铭更是不幸犯错,急车祸死者之所急的河北十大好青年(虽然他说的这句话听起来好怪)。考虑到篇幅原因,我只讲最后一个。


———本文大家不存个档,再过几年说不定李启铭撞没撞人都不知道了———


基本事实:


1.李启铭宴请两位朋友,醉酒驾车归来。一位在校门口下车,另一位事发时坐副驾驶。于2010年10月16日晚21:30-21:40之间,飞驰在河北大学的生活区路上,将行走的陈晓凤(穿旱冰鞋)撞飞、张晶晶(穿球鞋)撞倒,车速经测定是45-59km之间,那段地方是行人密集区,限速5km。两位女孩一死一伤。


2.把人撞飞后李启铭做了什么?毫无疑问,他看也没看,把车开走了。尽管撞人后,挡风玻璃上留下了硕大的网状裂痕。为什么要把车开走?因为他要开到馨清楼学生宿舍,送他的朋友,并重新载上一个女孩子出校。夜里10点开车带异性出校,但凡经历过大学生活的朋友,都知道是干嘛的。


3.然后他回来救人了吗?别开玩笑了,当然是想办法把车开出校门。两位女生依然倒在地上。他飞速从事故现场驶过。将愤怒的人群丢在身后。


4.很不幸的是,开到校门口,车被拦住了。因为河大武术协会的几个学生此前看见撞人一幕,怒不可遏,马上找到保安,关了校门。他只能把车停了下来,学生们包围了这辆车,他带出来的女孩子悄悄下车走了。


接着,李启铭说:“先打120,救人要紧,我爸我爸是李刚,我跑不了的”???


很可笑是吧?为什么这种胡话能在今年有4万转发量,因为大家对基本事实已经模糊,当记忆模糊时,取信标准从证据和理智逐渐转变为内心愿望。与其接受肇事者有恃无恐跋扈无比的残酷现状,作为驴民只能无力地干嚎几声,还不如去相信这位官二代是位不小心酒后犯错的河北十佳青年,更能让自己岁月静好,对不对?


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这样的:


5.时间:当天10:00pm左右。地点:校门口。事件:李启铭与学生们口角,对学生/保安介绍我爸是李刚。


“十月十六晚九点四十,河北大学新区易百超市门口,一辆黑色轿车we420撞到两名女生后企图逃逸,后被截获,其中一名光信专业,车速很快,被撞女生腾空特别高,两个女生穿着轮滑鞋。当同学们和保安拦下肇事车后,要求其下车,司机却说:‘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16日深夜引爆事件的第一篇网帖,来自水木清华。


同学称,肇事司机李启铭下车时“一身酒气”,和保安“有说有笑”。学生:把人撞了还这么淡定?  李启铭:碍你们什么事? 李启铭:看把我车刮的……我爸是李刚。——著名记者王克勤采访


我们都挺气愤的,问他为什么撞了人还不停车,一开始他不承认自己撞人了,就说没撞,说‘我怎么撞人了’之类的,我们很气愤,挡风玻璃都碎了,事实就摆在那里,他还死不承认。……我没有听到他说‘我爸是李刚’这句话,虽然我当时离车不算特别近……但是我好像听到了他说了类似表明身份的句子。我听另外的目击者说,李确实说了‘我爸是李刚’这句话,但他并不是很大声地说的,……而且这句话应该是对保安说的,因为他和我们学生的交流基本都是车刚拦下来的时候回应我们的质问,所以这句话应该是保安和校警赶到之后和他们说的。后来保安和校警就把李带到校门口保安亭那边了。——《三联生活周刊》


“我爸是李刚”这句话当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了的,区别在于有些人认为是恐吓,有些人认为是对保安说明情况。但这句话一点不假,因为“李刚”这个名字不是靠编能编出来的。


6.时间:11:00pm左右。地点:学校警卫室。事件:后悔、害怕、称赶紧打120,我爸是李刚。


笔录显示其在被保安扣留到学校警卫室后很着急地说:“赶紧打120,先救人,有什么责任我全承担。”——李启铭辩护律师张金龙,一审庭辩通稿


​袁龙(及李一帆,李启铭发小):(11:00pm接到李启铭从保安室打来的电话)只说自己把人撞了。我当时不知道撞死了人,以为没什么事。当时他爸爸还在济南出差。现在想来,他应该是在保安室给我打的电话,他喝了很多酒,听到人家要抽他的血就害怕起来。——《三联生活周刊》


几个月后,天涯上出现了一篇文章叫《辟谣之“李刚门”系列,数数你一共相信了几个谣言》,无数ID在那里顶。很快河北司法厅下属的《河北法制报》发表了文字完全类似的作品,此时说法已经详细了很多:


刘志伟称,接警后他和所长赵晓兵赶到河大校园值班室,“一进屋就看到一个年轻男子从学校值班室里间出来,边哭边说他错了,他叫李启铭,他爸是李刚,说话时带着酒气,而且语无伦次。” 赵晓兵说:“我打开警卫室(值班室)的门,见到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说话有酒气,我对他说明身份,问他是不是肇事司机,他说是,同时对我说他爸是李刚,是北市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 赵晓兵称,李启铭说话时是在警卫室屋内说的,当时在场的有几名保安,没有学生。


无论可信与否,这里和媒体采访与网络传言并不存在任何矛盾。因为学生们听到的“我爸是李刚”是夜里10点左右,李启铭被愤怒的群众拦在校门口的时候说的。而保安们听到的“我爸是李刚”则是在一个小时之后,夜里11点左右(那个时候网上李刚的帖子早就满天飞了)。之所以觉得矛盾,是你的记忆把这两件事混淆了。


在学生们面前倨傲、嚣张,在警察和保安等暴力机器面前恭顺、害怕,很符合人性。而且可笑的是,请保安“赶紧打120”的行为,再怎么往前提,也是车祸发生1个小时以后了。


——————————————————————————————


网络传播时间线(系本人个人记忆与材料搜集,不保证准确):


10月16日21:40:车祸发生。


10月16日深夜——17日凌晨:教育网帖子热传


“十月十六晚九点四十,河北大学新区易百超市门口,一辆黑色轿车we420撞到两名女生后企图逃逸,后被截获,其中一名光信专业,车速很快,被撞女生腾空特别高,两个女生穿着轮滑鞋。当同学们和保安拦下肇事车后,要求其下车,司机却说:‘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


——16日夜里教育网上的引爆贴


10月17日-18日上午:传播到公众网,在17日下午人肉搜索成功,了解李刚身份。但大部分人还不知道李刚是谁。


2010-10-17 14:40:49


骊山之北:你爸是李逵,你也跑不了,你爸是李鬼,还是不行


怀念不如忘颜:谁是李刚?


匿名人士677265:李刚是什么?


snake988:李刚是谁??????听过g.wang,吴刚,郭德刚!!这个李刚是个嘛刚啊师父?


St_Zac:他爸是刚刚 我家前年死的那头猪的儿子


尹国珺341395227:这个肛改死


你祖宗的表叔:李刚算个J8  你爹要是吴刚算你丫牛逼


丢了_love:前排  李刚是哪个


——猫扑大杂烩 10.17  14:40pm左右


10月18日:当天教育网讨论帖子全部被删除。有消息称另一位受害者,受伤的女生张晶晶,被学校以承诺保研为交换封口。这个消息真假不知,但最终张晶晶未起诉、未作证、表示不追责。


10月19日:发现帖子被删后,网民创造了新的传播方式:“我爸是李刚”造句大赛。


10月21日:《我爸是李刚》MTV:(歌词大致是重复着几句话)“我爸是李刚,李是李世民的李,刚是金刚的刚。”但配音和影像不错,所以得到热传。


同日,几个大报的记者到场。用今天的眼光看,媒体是非常迟钝的。但那时就是这速度。此前基本上只有当地记者。


在此之后,死者的哥哥陈林到来并为之奔走,拒绝了前期和解方案。不过最终在压力下,家属接受46万元和解。


2011年1月29日。李启铭以交通肇事罪一审判决入狱6年。


2015年1月28日。经过两次减刑共1年9个月后,李启铭出狱。


当时还有些非常复杂的情形,维基上应该有记载,我就不查了。


这里的规律是,尽管目击者极多(超过100人)。但很快,人们的记忆被淡化,淡化后接着被混淆,混淆后再被有意地污染。最终,一个开车撞死人后,没事人般地两次路过事故现场,完全无视奄奄一息的受害者与愤怒的学生,去接女人开房的官二代。变成了因醉酒犯下小错,急伤者所急的十佳青年。这个解释最终被无法接受现实残酷性,心理急需“另类事实”来疗伤,喜爱“反转”的部分群众所认可。因为人就是这么脆弱可欺。


这个表现看起来十分自然,但站在事件当事人角度,就会觉得非常可笑诡异:这么多人在现场亲身经历过、愤怒过,整个网络几乎都参与进来的事情,一眨眼舆论就被引导成这样了?


同样的事,今后将会一次次发生。如何准确清晰地保持记忆?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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